林彪从权力巅峰到出逃时刻：与其束手就擒，不如拼死一搏！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北戴河显得萧条而冷清，然而林彪却依旧在酷暑时节频繁选择此地作为居所。

那是一个夏日的1971年，他与叶群居住在距离北戴河西海滩仅两公里之遥的联峰山松林深处，一栋两层的小楼之中。这栋楼便是中直疗养院62号楼，其前身是96号楼。尽管如此，因人们的习惯，它仍旧被广泛地称作“96号楼”。

林彪在北京的日常居所主要有两个地点：一是其私人住所位于毛家湾，二是北京人民大会堂。毛家湾被高墙所环绕，北面不与街道相连，附近设有解放军出版社，亦称平安里三号。曾有一段时间，交通部门计划开设115路电车，其终点站定在毛家湾与平安里三号之间，然而，由于担心电车运行产生的噪音会影响林彪的休息，毛家湾方面并未同意此提议。

炎炎夏日，若北京有所要事，他便会选择迁居至人民大会堂，度过两三个月的时光。在那里，林彪常常下榻于浙江厅。他惧怕光线、风、水，对剧烈声响和急剧的温度变化也颇为敏感，对人群密集的环境和疲劳感亦深感不适，甚至对诸多常人无所畏惧的事物也心生忌惮。他偏好宁静，对此有人认为是性格上的异变，也有人认为这是战争留下的创伤，其影响已渗透至他的心理与神经。

自然，若是在京城夏日无所事事，林彪便会常赴大连与北戴河小住。至于春日时光，他偏爱苏州之地，那江南的春色尤为迷人，往往流连忘返，整个春天都在那里度过。

林彪在荣膺“副统帅”之位后，其生活习惯依旧显得颇为古怪。他每日的生活重心便是沉浸在沉思之中，置身于一片寂静、昏暗、色彩全无的环境中，数小时如老僧打坐，静静地闭目静思。

沉思与寡言，是他给党内领导人留下的共同印象，然而在那个时期，人们并未将这种特质与阴险之想联系起来。

根据张云生所著的回忆录记载，林彪偶尔会在室内漫步，边自语边品味着炒熟黄豆的香脆。有时，他会一根接一根地连续划动火柴，直至整盒燃尽，方在脸上露出些许微笑……

依照林彪惯常的作息模式，每日需连续静坐五至六小时，其中上午约占三小时，下午则至少两小时，最多可达三小时。唯有风平浪静的黄昏时分，他才会于庭院中短暂散步，而对于阳光正盛的时刻，他却坚决不离屋内，即便是在睡眠之中，他的思绪亦未曾停歇。有时，他甚至会于梦境中灵光一现，随即从床上跃起，吩咐秘书记录下梦中涌现的灵感。

他所审阅的电报与文件，均须在押存三小时后方可对外发布。

熟知林彪日常作息的人均言，他最难容忍之事，莫过于他人忽然打断其思维。此类干扰常令他触发情绪上的连锁反应，而此类情绪，即便叶群亦难以言明其究竟。

一则表现为心慌汗出，再则便是大小便失控。

在这种境遇下，林彪几乎无所作为，不仅无法阅读书籍、聆听汇报，就连进食也变得异常艰难。面对此等局面，林彪唯有彻底卧床休养，且往往需连续四五日方可恢复如常。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秉持“毛主席同意，我便同意；毛主席划圈，我便划圈”的“紧跟”方针，刻意避免独树一帜，始终保持低调。

在接待外宾的场合，他通常显得不情愿，除非毛泽东亲自邀请他一同出席，他才会勉为其难地参与其中。在日常生活中，林彪常常不分昼夜地思考问题，在昏暗的居室中拟定各类军事与政治的方针策略。

他参与政治活动的惯常做法，便是聆听秘书解读文件内容，并由秘书代为在其上勾选表示认可。一旦表示赞同，他便挥动双臂在空中划出一道圆圈，秘书随即在文件上以相同符号予以标记。若需表达观点，则由秘书负责记录。若持不同意见，他会明确表示“不予答复”，或以一个压制的手势予以示意。

嗣后，在“批林”运动中揭露的资料显示，林彪所谓“圈阅”的文件，实则均由秘书代为划上批注，此乃事实之所在。

长期以来，林彪惯用的出行方式是“转车”，即乘坐汽车驶向野外，任由颠簸之下的狂奔带来快感。然而，自1970年秋季起，这种独特的户外活动亦日渐稀少。

庐山会议的决策失误，令林彪陷入了极度的懊恼与焦躁。他原本性格严肃，此时愈发沉默寡言。除了偶尔听取秘书解读中央文件之外，其他文件几乎鲜少涉猎。会客的次数也大幅减少，他常常独自一人在房内徘徊，一圈又一圈地踱步，身影不停旋转。

此刻，毛泽东对林彪及其麾下将领实施了保护与批评并行的策略。尽管在组织上对林彪予以庇护，但他却逐步增强了对黄、吴、李、邱“四大金刚”以及叶群的批判势头。

鉴于庐山会议主要批判的对象为陈伯达，而林彪及其追随者的相关问题尚未在党内和军内高级干部中广泛了解并引起警觉，毛泽东便着手实施一系列“降温”策略，通过多渠道发出警示，对被视为“永葆健康”的“林副统帅”进行提醒。

他频繁地接待来自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委，以及省、市、自治区各级党政领导和群众团体负责人，与他们进行个别交流。在周恩来的协助下，毛泽东逐步实施了从舆论到实权的削弱策略，直至最终瓦解。

彼时对黄、吴、叶、李、邱的批评，其锋芒所指，林彪心中自是明镜高悬，而部分领导干部亦能隐约感知到端倪。

1971年1月，彼时北京军区在陈伯达的影响下，且林彪掌控之下，经历了改组之变（对此后续的定性存在分歧）。

同年四月，毛泽东亲自派遣人员加入原本由黄、吴、李、邱主导的军委办事组，实施了“掺沙子”策略，从而打破了林彪一伙在该组中的独霸局面。

至四月中旬，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正式召开，林彪麾下“四大金刚”以及叶群的检讨报告，连同毛泽东的批语，均在会上予以分发。

五月中旬，关于《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该谈话于1970年12月举行）的内容在各级领导干部间逐级传阅。谈话中特别指出，“四个伟大”（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一表述“令人反感”，而这一表述恰是林彪最为推崇的。

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红旗》杂志同步发表文章，警示全党要警惕那些“正潜藏于我们身边，犹如赫鲁晓夫当年那般的人物”。

往昔数年间，刘少奇已被冠以“中国版赫鲁晓夫”之名（历史已证，这乃一桩大冤），而今我们又需警惕那些潜藏在我们身边的类似“赫鲁晓夫”式人物。显而易见，这些所指并非泛泛之辈！

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林彪对他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甚至友善的姿态也没有，而是一股怨毒之气充溢在他胸中。

有人认为无论对与错，林彪都坚持自己的观点，从不公开承认错误，最多不吭声而已，这次又是抱着死硬到底的态度与毛泽东硬顶。

然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林彪所展现的往往是其柔顺的一面，他内心深处的霸气鲜少显露，此时他仅通过阴谋诡计的手段来宣泄。

林彪当时的警卫秘书李文普针对“顶牛”一说曾回忆道：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曾要见毛主席，长时间毛不作答复，说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不是真实的。

不论李文普的分析如何，当时的情况表明，林彪之所以不进行自我检查，乃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毫无意义，真实的动机无法揭露，反而可能加重自己的罪责。正如他儿子林立果所言，这已是一种“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破釜沉舟”的决绝心态。

自1971年起，毛泽东与其所谓的“亲密战友”之间出现了显著的分歧，这种貌合神离的迹象迅速被敏锐的新闻记者通过长焦镜头所捕捉，这一发现让他们倍感震惊。杜修贤，一位资历深厚的新华社摄影记者，他曾言，在庐山会议之后，他亲历了两件令人费解的事件：

在那难忘的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一场盛大的庆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上演。夜幕降临，广场上烟花绽放，灯火辉煌，欢快的歌舞此起彼伏。城楼上，众多圆桌整齐排列，其中位于正中央的圆桌，是特意为毛泽东主席和林彪同志预留的。

夜幕低垂，毛泽东脚步稳健地登上天安门城楼，落座于中央圆桌的东侧。西哈努克亲王与董必武相继就坐，而正对毛泽东的座位却始终保持着空缺，那是林彪预留的位子。依据那时的宣传纪律，自九大之后，若报纸上刊登毛泽东接见外宾的画面，林彪必定现身其中，以此来彰显其“接班人”的重要地位。

昔日，每当林彪与毛泽东一同出席晚会，他总会在电梯旁提前五分钟守候，竭力展现出他对导师的谦恭与尊敬。

此次情况迥异于往昔，他迟迟未至。在与西哈努克交谈之际，毛泽东不时地朝对面的空位投去匆匆一瞥。周恩来显得焦急万分，不住地检视手表，甚至派遣秘书四处打探林彪的行踪。

终于，林彪不紧不慢地步上城楼。五月的天色已显炎热，他却依旧身披一件军呢大衣，周身弥漫着浓郁的烟草气息，神色间流露出一种萎靡不振的沮丧。

他孤僻地坐下，一言不发，与身旁的毛泽东仅尺之遥，既未握手，亦无交谈，更不曾投以目光，只是低头沉默不语。

杜修贤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他的职责是捕捉毛泽东与林彪亲密对话的画面，然而此刻，他们正隔着桌面，沉默不语，拍摄工作陷入了僵局。

杜修贤在多年的记者生涯中，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一到现场，便先捕捉一张全景画面。这一次，他轻描淡写地按下了快门，拍摄了一张全景照片，随后便收起相机，静待良机的到来。

稍后，当他重返圆桌旁，不禁瞠目结舌：林彪的席位空空如也，人影全无。周恩来亦觉情形不妙，目光不断投向那空荡的座椅，喉头微微上下滑动，似欲言又止，他遂示意警卫员前来，低声交待了几句。警卫员迅速跑向城楼大厅，不久便折返，与周恩来窃窃私语，周总理的面容显得格外严肃。

杜修贤急忙上前询问，方知林彪早已返回家中。面对林彪的突然离去，毛泽东展现出了超然物外的大度，对此毫不在意。

西哈努克向林副主席询问其行踪。董必武回应道：“他身体欠佳，先行离席。”幸而杜修贤在林彪刚刚落座之际，已迅速捕捉到了一张照片。若非如此，当日的报纸恐将缺失这位“副统帅”的形象，这在当时无疑是新闻部门面临的一桩重大政治难题。

此事过了一个月后，杜修贤又亲眼目睹了另一件怪事，此事是在中国领导人接见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时发生的。他回忆说：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相继步入118号房间，不一会儿，罗马尼亚的客人亦至。我赶忙捕捉他们握手致意的瞬间，待双方落座后，我又迅速记录下会议的情景。观察到会谈氛围逐渐步入正轨，我便悄然退至门外的大厅，静候会谈落幕，再行返回室内继续拍摄。

漫步四周，我请人将手中新拍摄的胶卷带回社里冲洗。步回大厅，我的目光几乎无法相信所见的景象：林彪正端坐于西北角落的一张椅子上，而非往常一般坐在沙发上。

我原本以为这场会谈已告一段落。然而，环顾四周，主席和总理的警卫员依旧伫立在大厅内，他们与我同感困惑，皆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显得异常的林彪。不禁令人好奇，林彪究竟何时离开了那118号房间。

头顶无遮，我们汗如雨下，而他却蜷缩成一团，帽檐低垂至几乎触及额头，最令人震惊的，是他那毫无血色的面容。即便无法窥见他的全貌，仅露出的部分便已让人坚信，那是一张仿佛由蜡制成的面容。

我步入118号房间，只见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依旧空荡，与“五一”那晚的椅子仿佛出自同一模具。毛泽东神情自若，兴致高涨，挥舞着手臂与来宾们热烈交谈。周恩来面带宁静的微笑，偶尔巧妙地加入一两句对话。康生言语不多，眼镜后的眼神深邃莫测，让人难以捉摸。

会议已告一段落，林彪尚未踏入室内。待毛泽东等人均已离去，我整理好摄影器材，方才步出118号房间。步入大厅，我瞥了一眼西北角落，只见林彪仍无精打采地坐着。

林彪两次擅自离职，其所谓身体不适不过是借口，实则透露出他决心对抗的坚定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