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孜仁：云南秘书眼中的九一三

周孜仁（右）与同学黄肇炎

“九一三”事件爆发之际，我正担任云南省委办公厅秘书二处的秘书职务。

14日清晨，周恩来总理便通过保密线路亲自向各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传达了相关信息。与此同时，云南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周兴亦接到了此番电话。总理在告知详情之后，严令其立即部署，由云南陆军接管所有由空军掌控的机场。

周兴向省委领导汇报情况。

总理告知：“人已逃离了。”

周兴问：“谁跑了？”

总理答：“做报告那个啊。”

总理的话中隐含着指代九届二中全会上做报告的林彪，这一点不言而喻。然而，他没有直接点明。周兴的政治洞察力一时未能充分展开，未能联想到更深层次，于是他又询问：“究竟是谁做了那份报告？”

总理强调：“正是你批评的那人！”

周兴沉思片刻，心中浮现的那位他在那一年最具影响力的批判对象，难道不是陈伯达吗？

彼年春日，依循中央“批陈整风”的统一安排，昆明军区与云南省委联合举办了一场“批陈整风”的会议。3月4日，首任书记周兴在会上发表了一场内容丰富的演讲，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对“政治骗子”和“假马列”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言辞高瞻远瞩，引经据典，既充满雄辩，又结合实际，效果显著。讲稿呈报中央后，敬爱的领袖阅后欣然批示：“很好，照发”。这篇讲稿随即上升为中共中央“中发（1971）37号”“批陈整风”的指导性文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学习。对于1971年的周兴而言，此事无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嗯……”周兴终于开口应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然而，实际上他并未真正领会其意。周恩来所要指明的，或许是周兴所批判的那位人物背后的势力，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那些曲折离奇的“脑筋急转弯”游戏，其中的弯道似乎过于迂回。

周兴挂断电话后——他事后回忆道——内心一片迷茫。陈伯达不过是位书生，与军队毫无瓜葛，更不用说空军。他为何会逃走，为何需要如此兴师动众，调动军队，由陆军接管机场？当时他要把这事儿联想到写入党章的“接班人”“副统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他的想象力和胆量一时难以企及。然而，几十年的政治斗争经验却在不经意间提醒他，在非常时期，应该具备非常思维。他不得不谨慎地将疑虑延伸到林彪身上。

林彪、陈伯达在天安门。

彼时，云南省正召开两场至关重要的全省性会议，一场是军区举办的所谓“政治边防”工作会议；另一场则是全省性的教育工作大会。这两次会议的闭幕式上，均需周兴政委上台发表重要讲话。

“政治边防”会，二处刘连清出席。（在文革前夕，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的秘书职务）担任周兴讲话的文稿主笔；至于教育工作会，则委派我参与会议进行调研。（此篇文稿的主笔身份已模糊，或许曾是前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将军的秘书甫汉，彼时担任办公厅副主任一职。）。

总而言之，周兴面临一大难题。

在那个时代，一提到讲话，常常是引用毛主席的指示，然后又不可避免地提到林副主席的指示。如果林彪出了问题，而且总理亲自有过指示，你还反复提及林副主席的言行，这难道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吗？

尤其对于所谓的“政治边防”概念，林彪先生曾率先提出这一口号。在这样的专题会议上，对林彪指示意义的反复强调，无疑是不可回避的议题。会议日期定于9月15日，此时“政治边防”工作会即将进入尾声，周兴的讲话稿需即刻完成定稿。

那日，他莅临我们的办公室，首先吩咐刘秘书将草稿呈上。他仔细端详，并未提出任何意见，最终，他一本正经地提醒道：

“你们引用林副主席的这些言论，是否已经仔细核对过？若不确定其准确性，最好还是将其删除。”

“经过反复核对，绝对无误！”刘语气坚定地回应，“绝无差错！”

周兴陷入沉思，步出房门，片刻后又返身推门而入。“务必——”他再次叮嘱：“各位，请再次审视这份稿件。特别留意：引用主席语录与林副主席语录的频次及占比，务必要妥善把握。”稍作停顿，他又补充道：“林副主席语录的引用量不得超越主席语录。”

“绝对未曾超过！”刘秘书言辞坚定，其语气中透出一份严谨，“我们已经逐一核对了所有数据。”

“那好。那好……”周兴终于退出门外了。

我们不禁好奇，这位老者今日究竟有何异状，而周兴已是第三次推门而入。这一次，他不再多言，径自直言不讳地宣告：

“这篇稿件我已经审阅过了，没问题，到时候直接照着念即可。不过——能否将林副主席的言论适当缩减一些，可以吗？务必按照这个要求来做！”

刘秘懵了，连声应道“行”。

约莫在二十日左右，一位由中央直接派遣的机密要员，终于踏入省委一号大院，轻敲了周兴宅院的门扉。

彼时我国境内所有航班均暂停，机要人员只能乘坐火车抵达——从北京到昆明需耗时三天两晚——周兴正因病卧床，秘书询问来人是否可代为接收？对方明确表示不可，必须由本人亲自签收。

来人自北京直接被引至病床前，将文件亲手交予周兴。此乃1971年9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1971（79）号文件。文件开篇便显赫地写道：

中共中央发布正式通告：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匆忙逃离，投敌卖国，背叛党与国家，终致自毁前程。

针对林彪的叛党叛国行径，中央委员会正在进行严格的审查。目前，大量物证和证人证言已经充分揭示了林彪逃亡的邪恶图谋，即向苏联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投降。确切消息显示，他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均在事故中遇难，烧成灰烬，可谓罪有应得，实为叛徒与卖国贼。

从文革开始后，特别是“满怀激情迎九大”以来的造神狂热中，八亿中国人每天用虔诚仪式恭祝毛泽东万寿无疆，同时都需恭祝副统帅林彪“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九大”通过的所谓对国际共运具有历史性贡献的“新党章”里，林彪还被正式册封为钦定的最高领袖接班人，如此显赫的准神，突然制造出这些只该出现在侦探小说中的震撼故事，已经不能用匪夷所思来形容了。

无人能揣摩周兴身为共产党高级干部那一刻内心的所思所感。

1970年10月1日，林彪与毛泽东、斯诺一同站立于天安门城楼之上。

作为核心机构的一员，我们仍旧对内情一无所知，然而，种种细微的线索却让我们不得不谨慎推测，那遥远的宫墙之后，或许正酝酿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

一篇来自《解放军报》的篇幅较长的文章被转载，占据了报纸整整一版。文章的标题大致是关于庆祝国庆22周年的宣传提纲。我在文章的结尾处发现了一句引人注目的口号：“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如何如何。”

那时此类标语颇为常见，人们已能熟练地脱口而出。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当年的官方标准表述本应是“以毛主席为领袖、林副主席为副手的核心党中央”，为何在这份至关重要的官方新闻稿中，竟然遗漏了“为副”二字？这种疏忽实属不应发生、更不能轻视的重大政治失误！

我立刻翻阅《解放军报》查阅原文：啊！果不其然，依旧是围绕“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一心，言辞中未曾提及“林副主席”的角色！显然，这绝非编辑或印刷上的疏忽，而是林本人显然遇到了某些问题。

在那时期，高级干部时而得志，时而失意，这种情况实属寻常。然而，当林彪遭遇败落，便昭示着事态的严重性远超常人所能想象。

在会议间隙，与我同住一室的《云南日报》资深记者韩曙光，一位络腮胡须、性格厚道的中年人，我们曾因教育调研项目多次携手合作。那一晚，我们均已躺上床榻，我忍不住悄声向他提及那句不完整的口号——我并未透露我心中所猜度的隐含之意，却没想到，他竟然也察觉到了异样，同样心中存疑。两人心照不宣，便各自带着这份疑虑进入了梦乡。

难以入眠，我稍后便漫不经心地提起，提及自己曾在边疆的保山从事新闻工作。每逢佳节临近，新华社便会提前将毛主席的标准画像以及他与“亲密战友”林彪的合影制作成塑料胶版寄送过来（当时并无传真等新闻传输方式）。不知《云南日报》是否也有这样的做法？

他回应道：“确实如此，若是采用其他途径制作的图片，其效果往往不尽人意。我们也是提前接收了新华社寄来的胶版。”

我趁机提议，让你回去了解一下情况，看看今年的标准相胶板是否已经寄达？他答应了下来。

我们仿佛两位修行深厚的僧侣，在云雾缭绕中探讨禅理，最终，无人敢于直言点破，然而彼此皆心知肚明，对方所思所想。

韩老先生素以严谨著称，每当他从报社归来，总会不吝与我分享他所探听到的最新动态。然而，每次他所告知的新情况却如出一辙：领袖肖像以及领袖与“亲密战友”的合影均未寄达。

1969年国庆，林彪与毛泽东同在。

国庆佳节日益临近，依照惯例，胶板若再不寄达，恐怕已然不及。紧接着，一则新的消息又加剧了我们原本就敏感的内心：中央正式发布通知，今后（实际上，首当其冲的是今年）国庆庆典将进行改革，不再举办大规模的群众大会和广场游行。我的第一时间反应毫不犹豫：林彪恐怕出了意外！北京此举，显然意在规避“副统帅”缺席所带来的尴尬局面。

每日，我与韩预感的凶讯愈发迫近。我和朋友们似乎都在等待着灾难的降临，急切地想要证实却又无力做到，甚至向他人求证本身便成了一种灾难。

那是一个宁静的夜晚，会议结束得早，女友特地来到饭店寻找我。于是，我便陪她一同漫步于市街，放松心情。云南饭店坐落于昆明东西轴线上的东风路，两旁林立着昆明知名的楼阁与商铺。这家饭店不仅是省政府的接待场所，步行不久便可抵达昆明市政府的接待点——春城饭店。春城饭店楼下有一家照相馆，似乎名叫“春城照相馆”，规模颇大。记得那一年，《人民画报》七月号推出了江青的专题专辑。在这位第一夫人的摄影作品中，无论是顶级的摄影设备还是略显生疏的技巧，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春城照相馆的掌门人显然是一位热衷于潮流的时髦达人，他将这期画报中的诸多拙劣之作放大后陈列于橱窗，以吸引过往的顾客。而这期画报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林副主席学习毛选”的特写：副统帅以一头稀疏的秃顶形象示人。平时，民众所能接触到的林彪副统帅的官方照片均戴有帽子，然而这次光头的亮相，无疑引发了极大的关注，既引人注目，又令人忍俊不禁（若此类照片非出自第一夫人之手，出自普通民众，恐瞬间便会被视为丑化领袖形象的“现行反革命”）。

江青拍摄林彪《孜孜不倦》照

此外，自文化大革命启动以来，民众对那些体弱多病、面色苍白、手中常握语录本、有气无力地跟在毛泽东身后摇曳、宛如尾随的“跟屁虫”般高呼“万岁”之人，始终怀有不佳印象。此人的湖北口音沙哑，且带有几分歇斯底里，听来尤为刺耳，简直令人作呕。

1971年国庆佳节前夕的夜晚，我与女友漫步在东风路上，遥望见照相馆的橱窗前，人群簇拥，热闹非凡。我们驻足观望，却并未久留，我谨慎地指向那里，轻声说道：“看样子，那个人可能遭遇了不测……”

不料，未来的妻子惊愕之余，立刻警告我：“你，是个反革命！”我只好无奈地轻笑，随即打住话题，仅轻描淡写地说：“既然你不信，那就罢了。”

不久，具体是国庆前还是国庆后，记得有一天，与我同室共处的涂晓雷。（作为云南造反派“八二三”派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中共云南省核心小组办公室的秘书）她将我引领至花园之中，兴奋异常地向我宣告：“你知道吗，林彪竟然真的变成了‘麦格’！”

“麦格”好像是什么抗日电影里日本鬼子说的话。经常被老百姓用来开玩笑的鬼子语言还有：“米西米西的”、“死了死了的”、“大大的好”等。在我的记忆中，“米西”似乎是指“吃”，“麦格”则可能是“死亡”的代名词。

涂晓雷在谈话中，得意地模仿起日本军国主义电影《山本五十六》中那位山本大将的风范：在他乘坐的座机被美军击中的那一刻，他沉稳地按住军刀，从容赴难。紧接着，涂晓雷快活地放声大笑。

涂晓雷所隶属的“云南八二三”派与以“二野”为主的昆明军方保持深厚友谊，然而对于调任云南，意图“掺沙子”的林彪麾下“四野”的铁血五十四军，他们却始终怀有芥蒂。当“四野”的领袖林彪遭遇变故，他们自然感到欣喜。

涂的铁哥儿们、“八二三”派一号大佬黄兆琪当时已荣任省委常委，按照中共中央1971（79）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党叛国问题”“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的精神，黄肯定是知道真相了，而涂所知道的情况，也就自然有其来历了。

经过多日的揣测与焦虑，一切终于尘埃落定。我心中早已有所预料，当消息得到确认，我并未感到惊讶，反而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1971年7月1日，正值中国共产党诞辰五十周年的光辉时刻，纪念庆典隆重举行。

尽管我昔日所在的重庆八一五派与四野铁军交情匪浅，然而，坦白而言，我对林彪其人始终抱有芥蒂。这并非无端之嫌，只因他那副溜须拍马的神态，以及造神运动期间那些过分夸大的言辞举止，总令人感到不悦，甚至他那声嘶力竭地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腔调，更是让人心生厌恶。

我有一位同学，名叫杨宪腾，如今已是一位美籍华人。在文革风起云涌之际，他竟敢直言不讳，称林彪为倒吊眉毛、尖嘴猴腮的奸臣，这一举动让他毕业时遭到了严格的政治审查。最终，他被派往张家口的一家煤矿，成了一名工人。

依据文件指示精神：“针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应遵循内外有别、分阶段传达的原则，现阶段仅限于向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及其以上级别的党组织进行通报。涉及林彪的文字、图像、影视作品等，暂不予修改。同时，务必高度重视，严格执行保密规定。”

尽管如此，鉴于工作性质，省委办公厅的秘书们亦多少沾染了特殊待遇的边，因而得以较早地洞悉真相。

时日如梭，不知又过去了多少月日，文件终于抵达了寻常百姓家。我的同窗刘昌文，当时正在云南服役，于回四川内江农村探亲归队途中经过昆明，他向我详细描述了他们家乡农村传达文件的具体情况。

在那日，生产队的会议室被荷枪实弹的民兵严密守卫。会议开始前，首先对与会人员进行了纪律宣贯。众人必须聚精会神，一字不漏地聆听，严禁私下交谈，亦不得左顾右盼。尤其是对妇女社员，特别强调不得携带幼儿，不得进行编织毛线或纳鞋底等活计，以及其他诸多禁令，待这些规定一一明确后，方才正式开始宣读文件。

乡民们对宫廷的纷争与派系斗争本就一头雾水，加之氛围一旦紧张，更是严禁追问，而那些文件中所述何事，更是显得愈发模糊不清。

回到家后，长辈严肃地询问我同学刘莽（刘同学的小名）：北京那边究竟发生了何事？为何显得如此紧张不安？

莽子问：到底传达了什么啊？

回答，说是林副主席带了妻子一群（妻子叶群），坐三撮箕（三叉戟），在蒙古被瘟猪儿干（温都尔汗）了。

刘昌文闻言大笑。

听刘介绍，我们也哈哈大笑。

何人言说在困苦岁月里，百姓只能面露忧色？他们自有属于自己的欢愉：尤其是那些自诩为民众代言的权贵们愁眉不展之时。

2011年9月13日，正值林彪在温都尔汗坠机事件的四十周年纪念日。林立衡的丈夫张清林（如上图所示）以及黄吴李邱四位将军的儿子——黄春光、吴新潮、李冰天、邱路光（如下图所示）一同前往蒙古，于林彪专机坠毁之地进行了庄重的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