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争议始末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遵义会议），于我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成功挽救了党、红军以及中国革命。这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历程中，堪称一个关乎生死的重要转折点。当时年仅31岁的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职务出席了此次会议，并负责记录会议内容，成为了这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的见证者。

邓小平的现场追忆引起了风波

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如今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围绕邓小平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1958年11月2日至5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莅临贵州，对工作进行视察与指导。11月3日的午后，邓小平与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一道，在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等人的陪同下，专程访问了遵义会议会址。他向随行人员娓娓道来那段历史的点点滴滴，对遵义会议召开的具体房间以及他当时的座位位置，记忆依然清晰。他感慨地说：“会议室的位置选择得恰到好处，而我当时就坐在那个角落。那时的蒋家大院就在后面，大家都曾居住于此，而今却已无屋可寻。那个院落结构错综复杂，是典型的几进院落。”他指着会址外的走廊，檐下柱间和拱券及柱顶用垩土堆塑的花卉，又追忆道：“这个地方以前似乎更为宽敞，我曾在此摆放地图，与几位同仁商讨前往四川的路线。如今看来，似乎略显局促。”随行的记者和纪念馆工作人员迅速将邓小平的这些珍贵回忆记录下来。关于邓小平的遵义之行，1958年11月13日的《贵州日报》以《邓小平同志在遵义》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

不料，邓小平的这一言论，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起初，在195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部对外开放以及1957年正式对外开放之际，馆内的工作人员并未意识到邓小平曾出席过遵义会议。因此，在遵义会议会址的辅助陈列室中，并未将邓小平的名字纳入与会者的名单之中。

在邓小平现场回忆的情境中，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孔宪权陪同参观之际，便私下向杨尚昆提出了疑问。杨尚昆曾在遵义会议中以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身份与会。他回应道：“待我回京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届时再给予答复。”

在邓小平、杨尚昆返京后大约两年的时间里，遵义会议纪念馆曾数次致函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处，询问查阅结果。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致函中央档案馆，请求检索遵义会议的原始文献资料。经过一番努力，档案馆成功觅得一份“无名氏”撰写的文件（20世纪80年代初，这份“未署名的文件”确认是陈云手稿，后收入《陈云文选》第一卷）。这份标题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未署名的文件”在提到遵义会议参加者时说：“红军攻占遵义后，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即召开。与会人员涵盖政治局正式成员与候补委员，同时亦包括一、三军团的军团长及政治委员林聂，亦即林彪与聂荣臻、彭杨（即彭德怀、杨尚昆），以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即李富春）和刘参谋长（即刘伯承）。”然而，该文件并未提及邓小平的名字。因此，中央档案馆在1959年5月28日的复函中表示：“关于遵义会议与会人员的具体名单，我们在中央档案中未能找到正式且可靠的文件。至于这份未署名的文件，仅供参考。”据此，遵义会议纪念馆依照“未署名文件”的记载，展出了18位会议出席者的照片，但并未包括邓小平的照片。

1958年11月3日，在李井泉等人的陪同下，邓小平与杨尚昆一同莅临遵义会议会址进行参观。

20世纪60年代初期，曾任红二、六军团民运部长的李立担任贵州省省长职务，他对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建立十分关注。在馆方负责人询问到邓小平是否出席了遵义会议时，李立毫不犹豫地回应：“邓小平自己都明确表示他参加了，还需要再去查证吗？他个人的言论，便是最直接的证据！”

因此，遵义会议纪念馆在遵义会议参会者的名录中，添入了邓小平的名字。到了1965年，遵义会议旧址经过一番大规模修缮后，再度对外开放。在会议室的正面墙壁上，陈列着一张照片，展示了参与遵义会议且系中共八大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的风采，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以及邓小平。

1965年11月20日至25日，邓小平同志与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李富春，一同莅临贵州进行实地考察。21日上午，他们再次莅临遵义会议纪念馆，进行参观学习。

1965年11月21日，邓小平与李富春共同步入遵义会议的会议室。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邓小平无辜被诬为“党内第二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受打压。在此政治生涯的逆境中，关于他是否参与过遵义会议的问题再次成为焦点。遵义的造反派与外地串联的学生取得联系，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他们抄出了1959年中央档案馆致遵义纪念馆的复信。在那个黑白混淆的时代，这一新发现的所谓“罪证”，无疑成为批斗邓小平的重磅炮弹。造反派对邓小平进行污蔑，称其“篡改历史，强行将自己嵌入遵义会议”，认为这是他“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邓小平的名字在遵义会议会议室的说明牌上被标注上黑×，他的照片也从陈列室的墙上被取下。

对于造反派批判邓小平“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这一点，邓小平始终没有承认。1973年，他从江西回到北京，等待中央分配工作。一位老干部的孩子去看望他，谈话间提到这件事。邓小平不无感慨地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增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杀不了我一份光荣。”这些话无疑是对那些诬陷者和误传谬说的有力回击。

还历史本来面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学界为证实邓小平是否出席了遵义会议，以及与遵义会议有关的一些其他问题，查阅了大量有关的历史档案，还访问了遵义会议的参加者如杨尚昆、李卓然、陈云、伍修权以及一些重要人物如邓颖超、刘英等。邓小平本人也答复过有关单位的询问。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记载，1982年12月10日，邓小平阅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批示：“关于遵义会议的细节，我已记不太清晰了，‘鸭鸡’当是‘鸭溪’之误。”“鸭溪”乃贵州省一地名。遵义会议之后，考虑到战事瞬息万变的形势，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在贵州鸭溪、苟坝等地组成了新的“三人团”，以统一指挥我军的军事行动。

经过相关部门的严谨细致调查，大量资料证实邓小平确实参与了遵义会议。这一发现无疑为遵义会议的研究增添了新的成果。1980年，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遵义会议纪念馆以及众多党史资料和书籍中，邓小平的名字在介绍遵义会议的与会者时再次浮现。到了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邓小平的名字也被正式列入了与会人员名单之中。

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的事实，除邓小平本人回忆外，还得到了周恩来和杨尚昆的明确确认。在20世纪60年代，杨尚昆曾向周恩来询问邓小平是否参加了遵义会议，周恩来明确回应说邓小平确实参加了，并提到邓小平曾负责会议记录。1984年10月26日，杨尚昆在北京饭店宴请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时，再次提及周恩来关于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陈述。杨尚昆回忆说，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访问遵义时，有人询问遵义会议的参与者名单，他详细回答了问题，但关于邓小平是否参加，他表示自己记不清楚。回到北京后，他向周恩来询问，周恩来则肯定地表示邓小平参加了会议，并担任了记录工作。杨尚昆还回忆说，在遵义会议期间，他曾在角落里看到邓小平忙碌地记笔记，并记得邓小平当时的具体位置。鉴于周恩来和杨尚昆都是遵义会议的关键参与者，他们的证词无疑构成了最可靠的证据。因此，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的事实已不容置疑。

对此问题，过去曾引发不少讨论。例如，如何评价邓小平对往事的现场回忆？为何在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缺失了邓小平的记载？又如何解释邓小平所记录的文稿未能寻回？这些问题多年来吸引了众多研究者从各自领域出发，提供了众多令人信服的解析。

1958年11月，邓小平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亲临遵义进行了实地考察。

针对1958年11月3日邓小平对遵义会议的追忆事件，研究专家指出：当时邓小平发表那番言论之际，需注意的是，除了博古、邓发、凯丰等已故人士，与会者均健在，且无人对邓小平的言论提出异议。

针对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未提及邓小平一事，研究者们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首先，陈云的提纲中不仅遗漏了邓小平，同时也未包括与会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他们认为，“陈云所撰写的提纲旨在传达会议的核心内容，因此无法做到事无巨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邓小平当时并非党内核心领导成员，他主要负责会议记录工作。鉴于此，“遵义会议作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性质，以及与会者身份的多样性，或许才是导致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

关于对一直没有找到邓小平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会议记录这件事的解答，遵义会议的参加者李卓然回忆，他记得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在作记录。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称：“无论其重要性如何，这些笔记如同遵义会议的绝大多数文字资料一般，均已遗失。”杨尚昆在晚年回忆中亦提及，除了邓小平的会议记录未能找到，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提纲同样不知所终。

党史学界不仅明确了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的事实，而且厘清了他在会议期间所担任的具体身份。

关于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上所担任的职位，长期以来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说法和争议。有人认为他当时担任的是《红星》报的主编；另一些人则指出，他起初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与会，后在会议期间被选为秘书长，并正式加入了会议的讨论；还有资料提及，邓小平起初参与遵义会议工作时的职位便是中央秘书长；而一些回忆者则记忆，邓小平当时所担任的是“中央直属队”的秘书长。

邓小平曾亲自表示，他并非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秘书长，实际上，他在1934年年底便已担此重任。他回忆道，在遵义会议前夕的黎平会议上，他便已被正式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因此，在填写个人履历时，他在遵义会议期间的职务始终登记为中央秘书长。邓颖超同志也回忆称，长征出发之际，她担任党中央秘书长一职，因身体状况欠佳，于1934年底将此重任转交给了邓小平。这一说法与邓小平的自述完全一致。

1958年11月13日，《贵州日报》以《邓小平同志莅临遵义》为题，刊登了相关报道。

刘英在回忆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期间的工作时，曾提及：“在中央担任秘书长之时，邓小平负责管理中央首长的生活起居，记录会议内容，同时还要负责警卫事宜。”在索尔兹伯里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有这样记载：“根据现有的回忆，秘书长的职责包括整理会议记录、管理文件、归档存档、处理信件往来以及起草命令等。”索尔兹伯里的描述与周恩来、杨尚昆对遵义会议期间邓小平坐在一旁记录的回忆相契合。据此可以推断，邓小平是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与遵义会议的，在会议期间，他主要负责记录会议内容。

遵义会议，这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具有生死攸关意义的转折点，同样也标志着邓小平政治生涯的一个关键转折。随着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及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邓小平亦随之被安排至要职之上。自遵义会议后五个月，邓小平从中央秘书长的职位上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开启了全新的战斗征程。邓小平始终怀揣着对遵义的深厚情感。为了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已至耄耋之年的邓小平于1984年11月2日欣然挥毫，为遵义会议纪念馆及遵义红军烈士墓题写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的匾额与“红军烈士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在他晚年的岁月里，向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交班之际，邓小平多次强调遵义会议对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以及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深远意义与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