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甘地梁漱溟的生死之思：从 “我若死，天地变色” 的狂语，看他与众不同的生死观

“若我命丧黄泉，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亦将改写其轨迹！”

在民国众多文化名流之中，唯有梁漱溟曾发表如此言论。正因这一言辞，他终身背负着“狂妄自大”的恶名。

梁漱溟先生，您的政协委员身份，依然可以继续履行。”

此次批判的起因，源于1953年梁漱溟在参加政协扩大会议期间，就农民问题所提出的观点未获充分重视，导致其与国家主席发生争执。此后，即便遭受批评，梁漱溟仍对主席的“雅量”提出质疑。

梁漱溟先生因那句话以及1953年的“雅量”事件，其人性格之狂放跃然纸上。

然而，若深入探究他的一生，你便会发现，他那看似狂妄的姿态之下，实则隐藏着与当时众多文人截然不同的气节，以及他超脱尘世的生死观念。

梁漱溟出身于名门望族，其祖父与曾祖父均荣膺进士之誉。他的父亲梁济，亦为光绪年间的杰出举人，且曾担任清末内阁中书一职。

尽管梁漱溟出身于这样一个家庭，他却仅有中学学历，他的毕业院校是顺天中学。然而，正如俗语所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书香门第出身的梁漱溟凭借自学最终成就了一位大学问家。

1917年，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因得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特别赏识，如同鲤鱼跃过龙门，一举登上了北大讲坛，成为了讲授印度哲学的教授。

彼时，促使蔡元培毅然采纳其才华的关键，正是他早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首部作品——《究元决疑论》。

在今日，一名通过自学成才的中学生若能直接登上北大的讲台，几乎堪称神话。然而，在那个开放的时代，在蔡元培先生掌舵的北大，这样的情况却屡见不鲜。在那个时期，只要你拥有真才实学，年龄、派别、学历等都不成问题，只要你有丰富的学识，便能站在学术的最高峰。

蔡元培果然慧眼识珠，独具慧眼，不久，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以及马叙伦的“老庄哲学”便迅速崛起，成为了北大哲学系的三位领军人物。

谁能料想，年仅24岁的梁漱溟便跻身于最高学府的讲台，而他幼时，几乎如同白纸般无知，近乎痴钝。

在众人眼中，孩子至两三岁便学会了自己穿衣袜，然而梁漱溟却直到六岁仍需妹妹协助系好裤子的扣子。更为关键的是，梁漱溟不仅心智不甚灵敏，体魄也十分单薄。由于体弱多病，他总是一副弱不禁风、瘦骨嶙峋的形象。往往在天气未转寒之际，他的手脚便开始感到冰凉。自五六岁起，他患上了眩晕症，从此以后，他的坐立都变得摇摇欲坠。

鉴于种种因素，梁漱溟的亲属们曾一度对这孩子能否健康成长心生疑虑。

然而，世事无常，竟有如此出人意料之事。这位心智与身体均显得不够强健的瘦弱少年，竟最终名垂青史，几乎长寿至百岁之巅，其一生竟意外地延续了96个春秋。

梁漱溟将长寿之奥秘归结于“素食终身，清心寡欲”的坚持。令人玩味的是，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的学者，竟亦半步踏入佛门。

之所以称其为“半个”，实因梁漱溟其人难以简单归类。他信奉佛教，却与弘一法师等高僧不同，并未放下尘世纷扰，剃度出家。

起初，他心中也曾萌生前往衡阳剃度出家之念，然而，因故被捕后被迫返回，其母在病榻之上苦口婆心地劝他成家立业，于是他只得暂时搁置了出家的念头。

随后，蔡元培将他引荐至北京大学讲授哲学。在此过程中，他与知识分子的激烈辩驳激起了他的好胜之心。常言道，身心本是一体，在好胜心的驱使下，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关于两性的思考。自此，他出家的念头便彻底动摇。

步入北大校园的梁漱溟，内心充满矛盾，这无疑是受到知识分子群体影响的必然结果。在此期间，他的思考愈发深入。随着思考的深入，他逐渐发现，自己先前研究的佛学与儒家学说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从其后来的作品中可见，生死议题成为他反复思考的核心问题。

梁漱溟对生死之理的深入体悟，源于其父梁济突如其来的自尽之举。

1918年11月7日，恰逢梁漱溟父亲六十寿辰前夕，仅余一周之期。为此，梁家于清晨便展开了彻底的清洁工作。梁济更是计划在好友彭翼仲府上暂住数日，待寿辰当日再返家园。

临行之际，梁济在晨报上瞥见了一则关于欧洲战争的报道，深知历史脉络的他意识到，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落幕之际。阅读完毕，他若有所悟地转向正在北京大学教授哲学的儿子，询问道：“这个世界上，未来会不会变得更好？”

这一问题一经提出，梁漱溟心中虽隐约感到一丝异样，但他并未深入思考。他仅抬起目光，对父亲轻声说道：“我相信，这个世界正逐渐走向光明。”梁济闻言，轻轻叹息，接着回应道：“若是如此，那就真是太好了！”语毕，他转身离家而去。

梁漱溟未曾料及，这场对话竟演变为父子间永别的序曲。父亲那简短的两语，亦成为他留予儿子的最终遗训。

三天之后，梁济于梁家邻近的积水潭完成了自己的生命终结。在他临终前的遗书中，他如此表述：“若国性消亡，我活着有何意义？国性存续与否，固然非我一人之责；但既然我已目睹国性消逝，国家即将名存实亡，我愿率先以身殉国，以期唤起国人共同认识到国性对于立国的至关重要性。”

梁济的离世，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在他辞世之后，诸如徐志摩等人阅读了其遗作《敬告世人书》，便纷纷提笔发表评论。徐志摩指出，梁济的离世并非是出于对清朝的忠诚，而是对某种信仰的坚守。换句话说，徐志摩等人认为，梁济之所以选择以生命作为代价，是因为他对新旧交替时期道德沦丧的现象感到无法忍受，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世人发出警醒。

“三十年前，我的先父，面对通信固有文化的消逝，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以身殉道。”

父亲梁济以身殉道的壮举，促使梁漱溟对生死之理的探求迈向了新的境界。昔日，他的思考仅囿于个人层面，而如今，通过父亲的榜样，他开始将生死之辩与国家、社会的命运紧密相连。

深思过后，梁漱溟感慨地说：“自先父离世以来，他的形象深刻烙印在我的心中，这使得我无法对社会责任有所懈怠。事实上，我必须为社会问题倾尽全力，直至奋斗到底。”

此段文字彰显了梁漱溟当时已将个人之生死与国家之兴衰紧密相连，犹如其父辈之所作。由此可见，在他心中，社会与国家的价值远胜于个人之生死。

“小乘佛教追求彻底的出离，而大乘佛教则是在出离与不出离之间游走，最终回归世间。”

不久前，梁漱溟在悟透人生真谛之后，毅然决然地投身尘世：他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段姻缘是由他的好友精心撮合而成的，新娘便是黄靖贤女士。尽管黄靖贤尚未婚嫁，但她已年近三十。而她之所以在接近三十的年纪仍未嫁为人妇，显然是因为她的个人条件并不出众。

梁漱溟在见到黄小姐后，曾如此评价：“在她身上，似乎找不到任何可以激发男子情感的特点。”

梁漱溟与黄靖贤结婚照

尽管如此，梁漱溟始终未曾拂逆好友的情面，毅然迎娶了黄小姐为配偶。在十四年的相濡以沫中，黄小姐为他诞育了两个儿子。后来，梁漱溟渴望有女儿，黄小姐不顾高龄之危，勇敢地再次产子。然而，遗憾的是，她终究未能逃脱难产的厄运，最终离世。

“我与她携手走过十年的婚姻岁月，实则彼此陌生，互不相识。正因这份陌生，这份不相识，我得以拥有更多时光去沉思，去投入工作。如今，她已离世，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她的离去让我能更加专注于思考，更加充裕地投身于事业之中。”

此言无异于直言：“吾妻之逝，恰逢其时！”

这句话是否表达了梁漱溟对妻子的不满？显然并非如此。事实上，在妻子离世后，梁漱溟深感悲痛，甚至曾立誓此生不再续娶。尽管后来他违背了誓言再次结婚，但他始终没有忘记第一位妻子。在第二次婚姻中，他甚至公开表示：“在我的一生中，唯有她（黄小姐）才能当之无愧地成为我的妻子。”

这一切原来顺理成章，并无怪异之处。

梁漱溟对于妻子的离世持有一种“觉得好”的心态，这源于他对生死之观念的独特见解：与常人不同，他更看重国家与社会的利益，而非个人生死。

一是投身社会运动；二是为国家的繁荣不懈奔走。

梁漱溟与家人

一位思想与众不同的个体，其所行之事亦必然与常人有着天壤之别。

的确，在1924年，梁漱溟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北大教职的荣耀，离开了自幼生活的故土，踏上了前往农村的道路。在此之后，他陆续在各地进行了多次村治实验，而其中最为显著、影响深远的，莫过于他在20世纪30年代于山东邹平耗时七年之久的乡村建设实践。

为了推动乡村建设的进步，梁漱溟与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得益于改革的成功，四年之后，梁漱溟所取得的成效在山东心安地区得到了广泛推广。然而，梁漱溟并未因此而止步，他立志将乡村建设的理想推广至全国范围。

在今日之世，梁漱溟这样的才子实属罕见之珍。他的涌现，于那个时代堪称难能可贵，仿佛是上天赐予的偶然。

遗憾的是，在1938年，梁漱溟所仰赖的庇护者韩复榘因抗日战事不利而遭到蒋介石的处决，随之，梁漱溟的改革事业也画上了句点。

梁漱溟并未因困境而放弃对“社会、国家”的执着。恰逢国难临头，他毅然投身于“奔走国事”的行列。为了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他以中立者的身份四处奔走，大声疾呼。然而，最终，这位处于中间立场的他，在遭受两党各自主张的打击后，无奈地黯然退场。

梁漱溟所涉足的这两项事业虽未显赫成果，但这恰恰彰显了他的胆识与气节。确实，他的品格与常人迥异。他将社会与国家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这种生死观念更是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极为独特的人物。

那些对生死持较轻视态度的人，自然不会有太多的畏惧。而当一个人真正对死亡无所畏惧，那么死亡便仿佛真的与他相隔甚远。

于是，当1940年日本飞机在重庆上空盘旋“嗡嗡”作响之际，正身处于重庆参与国民参议政会的梁漱溟，却依旧保持着他的日常生活节奏。尽管警报声此起彼伏，周遭众人惊慌失措，四散奔逃，梁漱溟却安然坐在学校操场的藤椅上，悠然自得地翻阅着书籍。

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硝烟弥漫，香港不幸沦陷。梁漱溟先生从容不迫地自香港抵达澳门，随后搭乘货船踏上了返回大陆的旅程。在航行途中，他镇定自若地与同行的朋友交换了船只。交换前，那位朋友还特意提醒道：“换上我这艘船，风险更大，你可要小心。”梁漱溟听后，却淡然一笑，不以为意。

最终，友人的船只不幸遭到了海盗的劫掠，而梁漱溟所换乘的船只却安然无恙。

“对于未来中国的大局和建国伟业，我同样责无旁贷；我绝不能轻易放弃生命。若我离世，天地将为之黯然，历史也将随之改写！这简直是无法想象的，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这般情境之下，梁漱溟的言论是否与那些在穿越剧中洞悉一切未来的穿越者有着相似的自信：“我坚信自己不会陨落，若我身故，历史（事实）便会随之改变，然而，历史是不容更改的，因此，我深信自己绝不会走向死亡。”

一阐释至此，梁漱溟那句堪称狂妄至极的言论，恐怕你不会再简单地视其为狂放。实际上，其中蕴含着对世事透彻的从容不迫，以及他对生死淡然处之的豁达态度。

由于他对生命价值的不重视，故在1946年，李公朴与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之际，他向特务们挑衅道：“特务们，你们的子弹是否还剩第三发？我在此静候！”随即，他揭露了国民党特务对民主人士的暗杀罪行，让天下人皆知。

梁漱溟，那位对生死似乎从未有过丝毫畏惧，始终坚信自己不会命归黄泉的学者，又一次侥幸避开了死亡的魔爪。

“那件事，我承认是我错了，我的态度确实不佳，言辞失当，让他倍感困扰。我更不该伤害他的感情，这无疑是我的过错。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十年了，我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寂寞。”

梁漱溟·毛

正因持有超脱的生死观念，梁漱溟得以在文革动荡中安然无恙。甚至在那段岁月里，他对太极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他无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1973年，梁漱溟再次展现了他超脱生死的独特见解，面对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设立的批林批孔小组，他毅然决然地为孔子发声。这位性格刚毅的老人，又一次安然无恙地度过了难关。

1974年，81岁的梁漱溟再次不顾死活地逆流而上：他用两天半的时间，在政协学习小组会上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他还引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支持儒家的观点。

梁漱溟的“逆天”之策，瞬间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巨浪滔天。一时间，众人竟由“批孔”之潮直接转向了对梁漱溟的抨击。然而，面对如洪水猛兽般的责难之声，这位长者却岿然不动。他屹立在那里，嘴角微翘，仿佛在向所有人宣告：

“若我命丧黄泉，天地亦将为之变色，历史轨迹亦将改辙！此等情形，简直难以想象，绝不可能发生。”

经过长达七个月的持续批斗，这位长者依旧岿然不动，反倒是那些批他之人逐渐显露出疲惫之态。

1974年9月23日，在一场关于批梁运动的总结性会议上，主持人多次询问梁漱溟的感受，他随口回应道：“三军可以夺取其将领，但普通百姓的志向却不可被剥夺。”

此语出自孔子之口。再度，他得以安然续命。

梁漱溟的这一名言，与陈寅恪所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马寅初坚决主张的“绝不向那些仅凭武力压制、不循理据论辩的批判者屈服”的理念，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

今日，梁先生离世已逾三十载，然而，他的精神与超脱生死的哲学仍旧指引着我们的前行之路。

附：梁漱溟与父最后交谈

梁济疑问：“这世界真的会变得更好吗？”梁漱溟坚定回应：“我坚信，这个世界正逐步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梁济欣慰地说：“那真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