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为何反对 “兵谏” 张国焘？1936 年红军分裂危机中的冷静抉择

声明：本文基于历史资料与口述采访改编创作，涉及宗教历史与人文议题，仅供参考，请理性对待，切勿盲从或过度解读。

1935 年四川懋功的一场会师，竟埋下红军分裂的隐患。

张国焘公然违背中央北上陕甘的战略，执意率近10 万大军南下川康，扬言要 “开辟崭新革命局面”。

1936 年 2 月张国焘不得不按《康道炉战役计划》撤离，干部质疑声四起，甚至有人提议 “兵谏” 逼张国焘北上。

可面对如此危局，张国焘仍不愿向中央低头，还暗中打压异己。

朱德得知“兵谏” 计划后，为何坚决反对？

这场分裂危机最终又如何化解？

张国焘南下战略的出台背景

张国焘与中央在红军战略方向上的分歧由来已久。

1935 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于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央依据全国革命形势及地理、民情等状况，拟定北上陕甘，开辟新根据地的计划。

但张国焘见中央红军兵力缩减，而自身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兵力雄厚，便妄图凭借军力优势左右红军战略走向，力主南下川康，欲在川西北或川西南创建根据地，以此与国民党军周旋，还期望能进一步扩充自身势力。

不顾中央再三劝说，张国焘公然分裂红军，擅自率红四方面军及原一方面军部分部队（主要是红五军团、红九军团等）南下。

当时会师后的南下部队兵力总计近10 万人，其中红四方面军约 8 万余人，起初部队士气较高，张国焘更宣扬南下能 “开辟崭新革命局面”，使不少战士误认南下乃可行之选。

南下初期的作战状况

南下初期红四方面军进展较顺。半个多月内，部队连克宝兴、天全、芦山等地，击败川军17 个旅，令四川军阀刘湘苦心经营的防线告破。

张国焘因此颇为自得，于1935 年 11 月 12 日致电中央时，不再称 “中央”，而直呼 “毛、张、周、王、博”，宣称南下成果证明了 “进攻路线的胜利”，已 “打开川西门户，奠定建立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

中央虽不同意其南下，但出于关心红四方面军发展的考虑，于同日发去电报，指出“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湘）、邓（锡侯）、杨（森）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牵制川敌主力残部”，尽可能为其提供可行发展建议，避免其陷入困境。

然而红四方面军向名山、邛崃推进，直逼川西平原后，令蒋介石与四川军阀极度惊恐。

刘湘紧急于邛崃设立总指挥部，调集全部精锐，还邀其他军阀共同出兵，准备在百丈关一带阻击红军。

百丈关战役重创红军

百丈关战役堪称南下战略的关键转折点。

1935 年 11 月 14 日至 21 日，红四方面军集中红 30 军、红 9 军 25 师、红 4 军 10 师、红 31 军 93 师等共 17 个团，约 4 万人的主力部队，与刘湘统领的川军展开决战。

徐向前亲自指挥战斗，其本判定沿大路进攻易遭侧翼攻击，故而调整部署，以主力于百丈附近集中迎敌。

这场战斗异常惨烈，红军战士英勇拼杀，歼灭敌军1.5 万余人，但自身也付出近万人伤亡的惨痛代价。

川军凭借优势兵力，借助飞机轰炸及地面集团冲锋，持续冲击红军阵地。

红军战士子弹耗尽便展开白刃战，却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后勤供应不足等，未能守住阵地，被迫转入防御。

百丈关战役的失利，正如人民网相关历史论述所述，是张国焘南下错误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

陷入困境与《康道炉战役计划》的制定

百丈关战役后，红四方面军被迫转入守势，国民党军借机加强包围。

薛岳率六个多师的“中央军” 向雅安、天全集结，与川军一道，对天全、芦山、宝兴一带的红四方面军构建包围圈。

依据解放军档案馆所藏的《康道炉（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记载，至1936 年 2 月敌军攻势加剧，红军面临前有强敌，后无稳固根据地、难以获取物资补充的艰难处境。

与此同时当地气候严寒，暴雪频发，红军缺衣少食，非战斗减员急速攀升。

红四方面军尝试于当地建立根据地，然该地区地广人稀、物资匮乏，数万大军的物资补充难以为继，战士常靠野菜充饥，以简易棕榈衣物御寒。

面对如此危局，张国焘直至无计可施，才决定放弃天全、芦山等地，按《康道炉战役计划》向康北撤离。

依《康道炉战役计划》安排，撤离自1936 年 2 月 13 日开启，以红 30 军 89 师为先头部队开路，按日程推进，预定 14 日内，即 2 月 26 日前，各部队有序完成转移。

此撤离行动历经艰辛，部队穿越雪山、草地等恶劣区域，沿途不断遭敌军袭扰，物资损耗与人员减员情况依旧严重。

兵力锐减与部队整编

1936 年 4 月历经艰难的红四方面军部队抵达甘孜等区域后，不得不进行整编。

整编后其编制缩为5 个军与 1 个骑兵师，兵力仅约 4 万人。

相较于南下前近10 万人的规模，兵力折损超半数，足见张国焘南下战略造成损失之惨重。

兵力锐减不止体现于作战伤亡与恶劣环境致使的减员，部队士气低迷、人心离散也十分显著。

诸多战士目睹战友牺牲、战略接连受挫，对张国焘的战略决策渐生怀疑，军心不稳现象加剧。

基层军官对后续行动走向频繁私下探讨，往昔对张国焘的信任不复存在，部队凝聚力面临严峻挑战。

张国焘内部威望的崩塌与内部矛盾爆发

张国焘于红四方面军的威望与地位，因南下的严重失利急剧动摇。

诸多原本支持南下的干部，态度纷纷转变，内部议论纷纷，对其战略眼光与领导能力的质疑之声日增。

部队整编期间，为掩盖自身指挥失误，张国焘常借故调整诸多干部职务，致内部矛盾激化。

原一方面军干部的处境尤为艰难。张国焘因作战不利，愈发猜忌原一方面军随其南下的干部，以各类理由限制陈伯钧、董振堂等人职权。何长工职务连降，令诸多干部不满，认定其是因张国焘战略失误而遭“背锅”。

同时红军大学内的教学训练工作，常因内部矛盾难以正常开展。

刘伯承致力于以科学军事理论培训红军干部，却常遭部分受张国焘影响的四方面军干部抵制，使红军大学教学资源难有效利用，培训成效大打折扣。

“九九密电” 传闻更使内部矛盾白热化。部队西撤途中，部分干部听闻相关消息，认定张国焘早存分裂中央之心，部队今日困境皆其所致。

五、九兵团一些干部因此聚集商议，向刘伯承提议以“兵谏” 等强硬方式，促部队回归北上正轨或限制张国焘权力。

刘伯承深知局势危急，与朱德会面沟通相关提议。

朱德经慎重思索，明确否定“兵谏” 之策。他分析认为，目前时机尚未成熟。

在张国焘的势力范围内，依然有众多忠诚于他的亲信。

若采取强硬手段，不仅难以成功，而且事态平息也颇为棘手。

朱德否决“兵谏” 提议后，并未坐视局势恶化，而是迅速展开行动，一方面稳定内部干部情绪，另一方面持续与张国焘保持沟通，试图以理性方式推动其转变立场。

1936 年 4 月中旬朱德借红四方面军整编工作间隙，主动找到张国焘，就部队后续发展方向展开谈话。

会面时朱德开门见山指出：“当前部队兵力减半，物资匮乏，战士们思乡厌战情绪严重，继续与中央僵持绝非长久之计。陕北根据地虽基础薄弱，但中央已初步打开局面，若我们率部北上，两军合力，既能缓解物资压力，又能集中力量对抗国民党军围剿，这才是红军的出路。”

张国焘却依旧坚持己见反驳道：“陕北地贫人稀，难以供养数万大军。眼下我们虽遇困难，但只要在康北站稳脚跟，联合当地少数民族势力，再图向南发展，未必不能扭转局势。若此时北上，岂不是承认南下战略彻底失败？”

朱德耐心回应：“革命事业并非个人荣辱之争，战士们的生命、红军的存续才是首要任务。康北地区同样物资短缺，且少数民族情况复杂，短时间内难以建立稳固根据地。中央多次来电表达团结意愿，甚至提出可调配陕北物资支援我们，这份诚意不应被忽视。”

此次谈话持续近3 小时，张国焘虽未明确同意北上，但态度较此前有所松动，不再坚决拒绝与中央沟通。

与此同时刘伯承按照朱德的建议，暂时搁置“兵谏” 计划，转而在红军干部中开展思想动员工作。

1936 年 4 月 20 日刘伯承在红军大学组织专题会议，邀请原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干部共同参会。

会上刘伯承结合自身军事经验，分析当前全国革命形势：“日军侵华步伐加快，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北上抗日符合全国人民意愿，也是红军的历史使命。南下作战不仅面临国民党军重兵围剿，还会脱离抗日主战场，与革命大势相悖。”

部分四方面军干部提出质疑：“若北上途中遭遇敌军拦截，部队物资补给问题如何解决？”

刘伯承回应：“中央已电告陕北根据地筹备粮食、衣物，且沿途有地下党组织协助，虽有风险，但相较于在康北坐以待毙，北上是更可行的选择。我们与四方面军干部战士同为红军，目标都是革命胜利，不应因战略分歧产生隔阂。”

此次会议后越来越多四方面军干部开始认同北上方针，张国焘的孤立局面逐渐显现。

1936 年 5 月红二、红六军团即将抵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消息传来，局势出现新的转机。

朱德敏锐意识到，这是推动张国焘北上的重要契机。

5 月 12 日朱德再次与张国焘谈话强调：“二、六军团远道而来，士气高昂，若三方合力北上，红军力量将大幅增强。若继续坚持南下，不仅会失去二、六军团的支持，还可能导致红军进一步分裂，届时我们都将成为革命的罪人。”

张国焘虽仍有顾虑，但也明白二、六军团的到来改变了力量对比，若执意反对北上，将面临更多压力。

他最终同意与二、六军团会师后，共同商议战略方向。

6 月 3 日红六军团先头部队抵达甘孜，贺龙、任弼时等领导人与朱德会面。

任弼时明确表示：“二、六军团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方针，愿与红四方面军携手北上，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在朱德、任弼时等人的努力下，1936 年 6 月 6 日张国焘正式宣布取消其另立的 “中央”，承认中央的领导地位。

这一决定标志着红军分裂危机取得阶段性突破，但部队北上的具体事宜仍需进一步协调。

6 月 10 日张国焘致电中央，表示 “同意北上，盼中央指示具体路线”，中央随即复电，告知北上路线及沿途补给安排，并派专人前往甘孜接应。

然而张国焘内心仍存犹豫，在部队整编、兵力部署等问题上与朱德等人产生分歧。

他试图保留更多对四方面军的控制权，提出“四方面军主力担任前锋，二、六军团殿后” 的方案，实则想在北上途中掌握主动权。

朱德识破其意图，于6 月 15 日召开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明确指出：“北上是全军共同行动，需统一指挥、统一部署，任何部队都不应搞特殊化。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应相互配合，不分主次，共同完成北上任务。”

在朱德的坚持下，张国焘被迫接受统一指挥方案。

7 月 2 日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举行会师大会，朱德在会上发表讲话：“我们历经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会师，这是红军团结的胜利。从今日起，我们将携手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共同肩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任何分裂红军的行为，都将遭到全体战士的反对。”

会师后部队按计划分三路北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分别率领部队行动。

北上途中朱德始终关注部队动向，及时解决物资补给、兵力调配等问题。

7 月 10 日部队行至炉霍时，遭遇国民党军飞机轰炸，部分物资被毁，战士出现伤亡。

朱德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调整行军路线，安排医护人员救治伤员，并电告中央请求支援。

中央迅速回应，协调陕北根据地加急运送药品、粮食，确保部队顺利前进。

8 月部队进入甘肃境内，遭遇国民党军马步芳部的袭扰。

张国焘再次产生动摇，提议“暂缓北上，在甘肃南部建立临时根据地”。

朱德坚决反对，指出：“甘肃南部敌军兵力薄弱，难以长期抵御国民党军进攻，且偏离抗日主战场，不符合北上方针。我们应按原计划继续前进，尽快与中央红军会师。”

为说服张国焘，朱德还联合贺龙、任弼时等人联名致电张国焘，重申北上的必要性，张国焘在多方压力下，最终放弃提议，部队继续北上。

1936 年 10 月 9 日红四方面军抵达甘肃会宁，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

10 月 22 日红二方面军抵达静宁将台堡，与中央红军会师。

至此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张国焘分裂危机彻底化解，中国工农红军完成战略大转移，为后续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奠定了基础。

回顾这场持续一年多的分裂危机，朱德始终以大局为重，坚决反对“兵谏” 等极端手段，通过耐心沟通、争取盟友、统一思想等方式，逐步扭转局势。

他的冷静抉择不仅避免了红军自相残杀的悲剧，还维护了红军的团结统一，为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如历史所证明的，团结是红军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保障，任何分裂行为都终将被历史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