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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朱德闯进稻田认出“农妇”王泉媛:三过草地的西路军女团长,隐姓埋名十三年

点击次数:121 发布日期:2025-09-18

1962年朱德闯进稻田认出“农妇”王泉媛:三过草地的西路军女团长,隐姓埋名十三年

九月的早晨,雾气还没散尽。县城外那片水田里,一个戴着旧草帽的大娘正弯腰割稻。镰刀闪了一下寒光,有人喊:“大娘,慢点,这活我来。”声音不高,却让她愣了半秒——是个穿中山装、脚上沾着泥巴的老人。他伸手接过镰刀时,她才看清,那双眼睛像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走来。

朱德没等随行干部介绍,就直直盯住她:“你是……王泉媛?”

风吹得稻穗哗啦响,她只笑了笑,把手在裤腿上抹干净,“我就是种地的。”

事情要往前翻几十年才能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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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的江西新干,冬天湿冷得钻骨头缝。集市边,一桩卖女交易悄无声息地成了局:十一岁的王泉媛被父亲牵去绸缎庄,当作童养媳换几斗米回家。这事村里没人觉得奇怪,只有人叹一句“日子苦啊”。她第一次明白,人命原来也能标价。

婆家的院子四面高墙,不见天色。挑水、砍柴、喂猪,一天到晚总有做不完的活儿。有一次挑水桶裂开漏水,被婆婆用柳条抽得满背血痕。从那以后,她学会咬牙不吭声。但县城传来的几个词——“妇女解放”“人人平等”,像石子落进心湖,让她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

17岁那年的傍晚,她趁婆婆打盹溜到河岸边听布告会。一位赤膊青年站在油灯下喊:“穷人有枪就有田!”火光照亮他胳膊上的青筋,也照亮了她心里的另一条路。从此,她帮地下组织送信、缝标语,还替赤卫队藏枪。有次被抓回家,对方抬凳要打,她抄起柴刀顶门口,“再敢动我,我先劈自己!”邻居们至今记得那个场景,说这丫头眼睛都红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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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秋,中央红军突围消息传到赣中山区。按名单本该留守,可王泉媛扛起药箱跟着队伍走。在湘江一带缺担架时,她和另外三个姑娘用草绳吊带把一位师长拖出火线;炮弹炸开泥土溅在脸上,那味道夹着硝烟和血腥味,让人一辈子忘不了。

长征途中的三次过草地,是后来很多人口中的传奇:第一次啃皮带充饥;第二次折返救落后的伤员;第三次整整五天掉队,只靠两颗青稞和半壶浑水撑下来。当时登记员写下短短八个字:“三过草地,无伤退。”

老战友李顺发后来回忆,说第二遍返回救人的时候,他们已经饿得扶不起步,但看到那些陷在泥潭里的同志,全凭意志拽出来。“要不是老王硬撑,我们后面的人可能一个都捞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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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冬初雪未化,“妇女先锋团”成立,共1300多人,由王泉媛率领归入西路军序列。在甘肃临泽关隘口,与马家军骑兵对峙八小时后弹尽粮绝,用棉袄布条包裹剩余子弹,再拼刺刀肉搏。据地方老人讲,那场战斗结束后关口积雪被踩成黑色,全是冻血染成的。

失败之后,大部撤退,而先锋团掩护主力途中遭伏击,多数阵亡或被俘。祁连山雪夜里,有幸逃脱的人记得临别前她喊了一句:“能走一个算一个!”

马家军押解俘虏残酷非常,用铁链锁脖逼问情报,还拿牛筋鞭抽骨节处。有警卫听见深夜牢房传出《国际歌》,第二天刑罚更重。但即便这样,在冰冷土炕上躺着的时候,她仍用指甲在泥土地画地图,为的是万一有机会跑出去还能找到方向。

1940年前后营内爆发械斗,看守混乱之际,她裹破棉絮顺雪沟爬出去,两脚全冻麻才发现自己还活着。这段经历后来只字未提,就连同村最健谈的大婶也说,从没听她讲起过这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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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联系不上党组织,又身无证件,只好回乡种田谋生。一身疤痕没人问缘由,都当作劳累磕碰留下来的。有一年夏收季节,大雨冲垮堤坝,全村抢修堤防时才发现,这个瘦小女人扛沙袋比年轻小伙还快,不喘气也不叫苦。

新中国成立后,各类立功登记表从公社送下来,但没有介绍信,也找不到证明人,更何况烈士名册上的许多名字已无人知晓出处,于是索性搁下不提,把精力放在帮牺牲战友寻亲寄信上。据邮政所老职工说,每逢阴历七月十五,总能收到这个大娘寄出的厚厚一摞书信,上面歪歪斜斜写满年月与地点,还有一句相似的话:“某同志英勇牺牲,请转告其亲属。”

1962年省档案部门整理西路军资料,在“生死未卜”的名单中查到了这个名字,一层层追访才找到乡下户籍卡片。但基层干部因材料不足,将其列为普通退伍人员备案,上报至北京,被朱德批示立即赴赣核实身份,于是就有了开头那幕闯进稻田握手认人的情景。

随行领导当场还有些糊涂,被朱德沉声质问:“你们知道这是谁吗?三过草地、一百三十名女兵团长、西路军仅存指挥员之一!”

消息贴到公社黑板报,不少乡亲读完呆站良久,有年轻人悄悄跑去看望这个默默无闻的大娘,却只见院角挂满晒干的谷穗,还有两双补丁摞补丁的布鞋晾在那里晒太阳。

组织劝她进城休养调理身体,可她摇摇头反问公社书记,“缺技术员么?庄稼我会种。”于是继续留任农技顾问,下乡教大家防治病虫害,还自制木柄喷雾器给生产队试验杀虫液配方。据当年的农业推广站记录,这些方法一直沿用多年,比外购药剂便宜不少,还减少污染河渠的问题,如今想起来也是难得的一笔经验财富。

1973年底病重之前交代墓碑不要刻职务衔级,只写四个字:红军女兵。同村木匠刘二根曾偷偷加了一句“小名阿妹”,但最后还是按遗愿敲掉,因为有人说这是“不合规矩”。

春分前夕,当地小学学生去烈士陵园扫墓,有孩子好奇为什么碑旁摆的是皮带、旧草鞋和锈柴刀而不是鲜花,看护陵园的大爷只是摆摆手,说这是别人特意留下给阿妹看的东西,要一直放在那里别动。他顿了一顿又补一句,“这些,比花香更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