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是否因变节出卖李大钊、又是否阻挠南昌起义？探秘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研究中的四大谜团

1938年4月4日，延安宝塔山下的窑洞灯火通明，中央领导人正在评点一份刚刚截获的北平军阀密报。张国焘的名字在烛光里闪现，这位曾经的“一大”主持者与“铁狱硬汉”此刻却被置于显微镜下。自此，他的一生便被打上了“谜中人”的烙印。

在早年的北京大学校园，张国焘人高马大，最常见的身影是在三院的石阶前。他教数学，亦爱辩论，和邓中夏拍着桌子讨论劳工夜校的课程安排。五四风潮卷来时，他冲在最前，曾经被北洋军警反复“点名”，却次次侥幸脱身。这份能量，加之李大钊的器重，为他赢来北京支部年轻骨干的票选——不满二十四岁便拿到了赴沪的“船票”。

7月下旬的上海，台风前的闷热难耐。马林与李达、李汉俊各执一词，会场筹备一度僵局。恰在此时，张国焘抵沪。有人回忆，他进门第一句是半带玩笑的“上海的暑气比北洋的探子更凶”，顿时把紧张气氛冲散些许。马林看中了他身上那股折中的才气，李达则需要一把“润滑剂”，结果，年轻的北大学生就这样被推到主席席，完成了中共一大最初的主持——这是谜团之一：是偶然，还是早有谋划？更多材料显示，与其说是争位，不如说是“临危受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来自欧洲的思潮与北京胡同的尘土混杂。李大钊要北京支部“既办小组，也办学校”，从长辛店开始培养工人骨干。张国焘懂数学，便被派去给铁路工人补习。他白天讲解分数比率，夜里同罗章龙抄发传单。长辛店“五一”集会，张国焘站在运煤列车上做动员，用大嗓门把“八小时工作制”喊进了车厢，车皮里的煤末飞扬，但“组织”两个字落下了根。

1924年5月，新婚不过百日的他被北京警察厅踢开房门带走，从此引出第二个谜：他究竟有没有出卖同志？北洋档案馆里保存的供状指向“变节”，而张国焘自传却满纸“宁死不屈”。两相对比，细节却难圆。例如档案中出现的“铜幌子胡同”活动点地址，只有极少数核心成员知情，这条线被侦缉队循迹搜到，显然脱不了捕者与被捕者之间的交易。李大钊得知警讯匆匆南下莫斯科，与此也交织成另一场惊险。

然而，出狱后的张国焘在党内仍高位在握。原因不复杂：其时北方铁路工运急需领头人，组织也一度缺乏确凿证据。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新政权表现与北洋不同，大批政治犯获释。张国焘回到上海，没人细问狱中细节。在那个风雨飘摇年代，能站着说话的人总是宝贵，这也给历史留下空白。

1927年盛夏，江西的树叶砰然作响。张国焘带着“留会察情”的密令抵达九江，又迅速奔赴南昌，试图“劝止”。于是第三个谜浮出水面：阻止南昌起义是个人私心还是照单执行？从现存电报看，他奉的是共产国际“以成败权衡”的指示，却遭到前委一众年轻将领的激烈抗议。谭平山摔了茶杯，李立三拂袖质问，周恩来把火气压到最低。张国焘见局势已不可收，终以“服从多数”作结。起义如期爆发，他固然没有“下令开枪”，但迟来的质疑却成为后人难以翻篇的注脚。

长征时的电波厮杀更为扑朔迷离。1935年9月，毛儿盖草地湿寒，叶剑英从机要室取来一份加急电报，随手抄在香烟盒上交给毛泽东。几句短促的字：南下另立根据地；若北上不从，武装解决。第四谜团由此而来。电报原件早已佚失，抄本亦未出世。张国焘后来矢口否认自己下过“武力解决”之令，陈昌浩、徐向前均称“未见此电”。然而，左路军折返、中央仓促夜行北撤却是铁案。推想当时情境，电文亦可能语焉不详，毛泽东凭政治嗅觉读出弦外之音，才有了先发制人的决定。无论如何，分裂局面已成，电文真假难以复原，却足见红军内部分歧之深。

再回望数十年后，1979年12月3日，多伦多的冬夜零下十度。82岁的张国焘在荒芜的郊外疗养院里合上眼睛。他的病历写着“脑血管意外后遗症”，护士却悄声说“那一夜暖气坏了”。真相如何，旁人也无从追究。对这位曾被列宁接见、又自投敌营的人物而言，死之轻重，或许早已难以称量。

张国焘生前多次执笔，试图为自己盖棺：他寄望《我的回忆》能像一座堤坝，挡住质疑的洪水。可档案开封后，堤岸东倒西歪。学界再三追索，却总有缝隙透出新谜。于是，人们开始把焦点投向方法论：是依托口供？还是信档案？历史学者赵世瑜一句话颇耐人寻味：“档案当然重要，可档案也有人写。”此言不虚。北洋政府的侦讯笔录，既可能真实记录，也可能含有逼供的污点；而张国焘笔下“宁死不屈”，同样带着作者自辩的色彩。两相勾稽，仍需冷静。

有人质问：如若他真心叛变，为何1937年陕北整肃仅受“待查”处分？这和长征后张国焘所掌军权被一一削除紧密相关。中央把他安置在后方，不断剥离权力，直至他借祭黄帝陵之机投向国民党，才算“亲自盖戳”承认变节。此事给先前疑点画上句点，也让最初的猜测多了实锤。

张国焘的人际网络同样耐人寻味。北大时期的同窗徐特立晚年仍愿在回忆录里称他“聪明而急进”，但谈及路线时却沉默。毛泽东在井冈山听说张国焘带着十万大军走出川北时，还专门对彭德怀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不料几年后，刀刃却险些向着自己。历史的讽刺大抵如此。

如果将“四大谜团”分别拆解，会发现它们并非彼此孤立。成为“一大”主席的偶然，导致他自我定位过高；狱中变节的记录，让他心存隐痛；南昌风波暴露权力取舍；而草地电文则是权力博弈的临界点。层层叠加，终于压垮了昔日的青年才俊。正如时人所评：“好谋无断，遇事生疑，终累大功。”

研究张国焘，不能忽略时代底色。北洋警探、共产国际电令、长征路的沼泽，每一环都可能决定个人命运。他的抉择若放在今日，或许不难被舆论一句“墙头草”概括，然而历史不是法庭，成败得失往往在灰色地带。学界若仅凭道德批判，而不剖析具体情境，就难窥全貌。

为了把握事实脉络，不妨再把镜头转向他与李大钊的关系。两人早在1919年就有师生之谊。李大钊曾在北大红楼楼梯口递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并叮嘱“要先懂工人，才能懂革命”。五年后，张国焘却在供词里写下“李大钊系主谋”。同一尺纸，前后两种身份，让后人唏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已经公布的侦讯材料里，“主谋”一词旁有侦探的批注，墨色与正文明显不同。真话几分，添油几分，很可能混杂。如此说来，“出卖”二字仍有待定论，只是历史往往不等人，疑窦留给后世也无可奈何。

时代滚滚，张国焘的名字历来争议。有人将他与陈公博、周佛海并列，称“三大叛徒”；也有人说他若能在1935年忍下那口气，或许今天的将星榜上就有“第四颗元帅星”。史无如果，但探讨这些“如果”本身，对理解复杂的党史却颇有意义。

今天，四大谜团依旧摆在书桌上。档案继续解密，回忆录陆续出版，新材料不断涌现。有人认为，等全部档案开启，真相自然浮现；也有人叹息，即便材料齐备，人的心理动机仍难百分百还原。不过，有一点已经日渐明朗：张国焘的政治轨迹与个人气质密不可分，他太在意“第一”的光环，也过于依赖外在权威的背书，结果在权力拉锯间被反复裹挟。研究他时，若忽视这一深层心理，诸多谜题便难拆解。

延伸·从档案到田野：破解谜团的新路径

近年党史档案的系统数字化，为重新检索张国焘问题提供便利。研究人员在北大校史馆意外发现一批学生互评表，显示1918年至1919年间张国焘与罗章龙多次被同学指“组织能力突出，然性情矜夸”，这些零星素材与他后期行事风格暗暗呼应。与此同时，川北老区保存的口述材料也悄然浮出。当地老人谈起1935年红军分路时，常提到一句“戴眼镜的四川话领头往回走”，说明张国焘折返并非秘密，而是公开行动；这与中央夜遁草地的突然性形成强烈对照。两相参照，可见当时信息并非完全对称。历史的真实性，或许正埋在这些交叉线索里。未来的研究，除了翻箱倒柜找新档案，还需踏进田野、走访故地。张国焘的故事提醒学人：纸面之外，有烟火味的记忆同样不可或缺。只有文献、口述、物证三线并进，四大谜团的迷雾才有被彻底拨开的可能，而这正是历史研究永不停歇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