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肃反”：战场无恙，自己人难防

【摘要】徐向前元帅的回忆犹如昨日重现：“张国焘对我进行了亲自审问。起初，他还允许我参与会议，然而自我提出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之后，他便将我排除在会议之外，甚至禁止我进入会场，私下里对我展开审查。轻则面临清洗，重则可能人头不保。这导致人人自危，即便是熟人相遇，也不敢随意交谈，生怕被误解为参与‘秘密组织’或涉嫌‘反革命活动’。”

01

劝降信成“通敌”证

1932年岁末，红四方面军抵达川北，战功赫赫，部队规模迅速壮大，根据地亦随之扩张并得到加强。正当红军势力日渐强盛之际，张国焘在川北掀起了一场规模远超鄂豫皖的肃反浪潮。

张国焘虽曾以“肃反”之名剔除了部分异己，但当时的形势严峻，川陕苏区确实存在着一些反革命分子横行。其中，那些由反动豪绅操纵的“盖天党”、“白扇会”更是借助封建迷信之力，公然进行了武装的反革命活动。

例如，在赤北县解放不久之后，县苏维埃的干部们正站在城中心的高土台上，向民众发出号召，共同清理河道，以保障红军后勤运输的顺畅。然而，其中夹杂在民众中的“盖天党”成员，却突然对台上的干部发起了猛烈的射击。

与此同时，另一支队伍敏捷地突袭了赤北县监狱的保卫局，与狱中的囚犯内外联动，成功将县保卫局长及其警卫击溃，并成功解救了囚犯。

1933年8月，隐藏在红29军内部的异见分子与敌对势力暗中勾结，酿成了在苏区激起巨大波澜的“马儿崖事变”。在这场事变中，红29军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等众多军、师级红军将领险些遭遇了致命的打击，唯有副军长刘瑞龙得以幸免于难。刘延东之父一人生还。

“命硬”的刘瑞龙

面对接连不断的反革命活动，果断采取严厉措施予以坚决打击，不仅合乎情理，更是当务之急。

争议的核心在于张国焘所执行的肃反措施是否恰当。此次肃反活动依旧延续了过去的模式，其波及范围之广，仿佛没有边际，致使许多忠贞不渝的革命战士仅因无端的猜疑，便不幸落入了死亡的陷阱。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些保卫人员竟然以识字程度、手上的茧子与否、肤色的深浅来辨别优劣，即便是那些口袋里插着钢笔的人，也不免成为肃反运动的嫌疑目标。

而且，张国焘作为负责领导肃反运动的负责人，其性格刚愎自用，对任何异于己见的言论都难以容忍。在他面前，一旦有人提出异议或是观点与其相左，便会被迅速地划为异己。

1932年冬日，红四方面军行进至川陕一隅之际，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同志于小河口举行的一次关键会议中，对张国焘同志作出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决策进行了直率的质疑。

张孤立审案，心怀遗憾。

在红军成功在川北扎根之际，他随即着手布局：曾中生、余笃三不幸身陷囹圄；邝继勋自踏入川地未久，便遭受剥夺军权的命运，起初被任命为刚成立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的主席，不久之后，又被调任为空有其名的赤江县指挥长。

邝继勋

1933年二月，正值川北土皇帝田颂尧对红军发起全面围剿之际，张国焘亲临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进行实地考察。在他即将跨出大门，准备骑马返程时，似乎忽然忆起了一事，于是转向邝继勋说道：

“看来我的信件并未对田颂尧产生预期的反响。鉴于您曾任职于川军，担任过旅长的职务，且与众多袍泽旧友保持有良好的联系，或许您能尝试向他们致信。即便不能促使他们倒戈，争取他们保持中立的态度，也将是值得一试的努力。”

邝继勋想了想说：

往昔在成都，我与谢德堪（川军旅长）结为金兰，罗泽洲亦曾深受我之鼎力援手。今他们领兵至此，我欲尝试修书一封以示问候。

然而，邝继勋写给罗泽洲与谢德堪的信件却意外地落入了张国焘的手中。据此，张国焘以“通敌”的罪名，拘捕了这位英勇的战将、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政治保卫局的人员将邝继勋严密地捆绑起来，随后将他押送到通江洪口乡的关帝庙。

曾中生、余笃三接连遭受张国焘的指责，被戴上“右派集团首领”、“托陈取消主义分子”等标签，因而遭受拘禁。

面对张国焘巧妙策划的阴谋，邝继勋敏锐地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在即将承受极刑的时刻，他在遗书中深情地倾诉道：

“中生、琴秋（张琴秋——编者注）同志们，我即将踏上征途，先行一步。在此，我衷心恳请大家务必保重身体。若各位有幸亲眼目睹胜利的曙光，务请向党中央汇报，向他们传达邝继勋同志的坚定革命信念，以及他含冤离世的不幸遭遇……

数名执行人员迅速将邝继勋的双臂牢牢束缚，紧接着将他推进关帝庙的后院深处。他们用绳索将邝继勋的颈部紧紧束缚，绳端随即被抛向树梢。紧接着，另一组队员用力拉扯着绳索……

五日之期过后，余笃三不幸命归黄泉。那是在1935年九月，川西地区的卓克基，张国焘下达了处决曾中生的残酷命令。

曾中生

02

祠堂内的血案

小河口联名上书的反对势力，悉数被张国焘收归己用。在此同时，原川东游击军改编的红四方面军第33军的将领们，也迅速成为了肃反工作的焦点。部队随即被调动，撤离原有阵地，转至宣汉的南坝场、马桑沟、黄石杠、土门子等地，展开整训与学习。

方面军调集了300余名来自河南、湖北、安徽的干部，他们如同融入土壤中的“沙粒”，迅速融入军队体系，掌握了各级军队的指挥权。

政治保卫局组织了超过十个工作小组，深入33军腹地。他们依照手中名单，对所谓的“反革命”嫌疑者进行了广泛的搜捕，并对之实行残酷的刑讯逼供。未经彻底审问，便草率启动了处决流程。

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即便是最勇猛善战的红33军97师师长王波，亦未能幸免于一场突如其来的惊恐。

在同日，王波接到了罗南辉副军长的电话通知，要求他次日前往双河场参加重要会议。王波立刻安排，带领四名警卫员于深夜悄然出发，策马飞奔，向相隔八十多里的双河场进发。到达会场后，王波方才得知会议的具体地点设在离此两里外的杨家祠堂，且仅允许首长们参加，警卫人员需原地待命。

王波与98师师长蒋群麟、政委龚堪彦一同走出营门。他们的军人直觉异常敏锐，立刻察觉到当日的警戒气氛异常紧张。沿着道路两侧，每隔数步便有一名全副武装的红军士兵在岗位上坚守，仅凭他们的着装，便能轻易辨认出，这些人并非他们所属的33军战士。

他们恐怕无从得知，就在前日，政治保卫局局长亲率三百名精英执行队员抵达双河场，布下守株待兔之策，静待33军的中高级指挥官们相继登门，恭候接受他们应得的惩处。

踏入朱红色的祠堂大门，王波、蒋群麟与龚堪彦便遵照指示，将手中的武器放下，以便集中保管。

王波心中忐忑，步入了大厅。他的目光扫过，却发现在这33军的三位师长中，他竟是唯一孤身一人：蒋群麟已被拘捕，而99师师长冉南轩亦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罗南辉

在往昔的会议场合，罗南辉副军长与部属指挥官会面之际，惯常以一句粗犷的口语“涮坛子”作为问候，借此彰显其与众不同的亲切感。（1936年10月，壮烈捐躯于甘肃会宁之地，彼时正值青春年华，年仅28岁——编者手记）他淡淡地向他颔首示意，眼眸深处似乎隐含着一份难以言喻的沉重。

庭院内传来的呼喊与斥责之声迅速扩散至厅堂深处，在场的指挥官们瞬间显得纷乱无章，相互窃窃私语，交流着内心的不安。

王波与33军的众多与会指挥官们，精神振奋，热切渴望离开会议室。然而，他们却被门口那些手持枪械、全副武装的执行人员严密阻截。

局长闻讯，得知除33军政委杨克明、政治部秘书长魏传统暂未落网外，名单上名列其上的70余人悉数落入了法网。他起身，语气沉毅而严厉地喝令道：

请大家保持沉着冷静，在此的每一位都是我党的忠诚战士。然而，那些反革命分子却过于阴险狡诈，他们以虚假的外表蒙蔽了大家的双眼。

我严正宣布，中央分局政治保卫局绝非名不符实，我们已经对潜入33军的“盖天党”及“白扇会”成员进行了彻底的情报收集。正是依托这些确凿的情报，我们毅然决然地展开了行动。

执行队长一声令下，黎时中、冉南轩、蒋群麟等73位中高级指挥官，此刻已被严加束缚，被押送至庭院深处。庭院四周，密布着手持锋利长刀、气氛森严的执行队员，而更远的外围，则是全副武装、子弹已上膛的守卫战士。

黎时中瞥了一眼眼前的景象，怒火瞬间燃烧，朝着保卫局局长怒吼道：

“显而易见，今日之势你似乎已身居领导之位。我不禁好奇地询问，我们同为张主席指导下的共产党红军成员，你究竟凭借何等资格，将我们置于束缚之中？”

保卫局局长不耐烦地截断了他的辩解，随即对执行队长严肃地喝道：

“快动手。”

号角声中，众英勇战士奋勇争先，握紧手中寒光闪烁的刀刃，直取红军指挥官头顶，凶狠地挥舞刀锋，猛力斩落……

杨克明

杨克明与魏传统，两位均身处险境。踏入场地之际，一位久经沙场的川东游击军老战士急驰而出，声音洪亮地疾呼：“千万不可前往！千万不可前往！”他自述不久前曾在杨家祠堂院墙之外目睹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众多川东游击军的领导者均遭所谓“外省同乡”的捆绑，显然性命堪忧，恐将面临被斩首的厄运。

杨、魏二人迅速勒住缰绳，调转马头，纵马飞奔，方才侥幸摆脱了险境。1937年1月，杨克明在甘肃高台战役中英勇牺牲，当时他仅有32岁。此后，魏传统荣膺开国少将之职——编者注。

张国焘乘胜追击，假借学习之名，下令将33军的知识分子与党员干部集结，进而予以拘禁。随后，邓廷壁、高继升等两百余人接连遭受了极刑。

在双河场惨案的阴霾笼罩下，红33军军长王维舟的指挥权已被剥夺，他随后被调至彭扬军政学校以接受再教育。然而，随着接二连三的噩耗，关于部下不幸丧生的消息传来，王维舟的心情陷入了震惊与沉痛之中。

党中央委派的全权代表，岂能采取对待敌对势力般的残酷手段，来对待我们自己的同志！

往昔，两军胜利汇合，欢声震天，锣鼓激昂，鞭炮轰鸣，每一位战士因能融入红军主力而自豪满溢。然而，众多战士在未换上红军制服之际，便接连跌入张国焘精心设计的重重陷阱。人头横飞，幽暗之地埋尸，惨状令人不忍目睹，结局亦令人难以预料！

王维舟

“这所谓的忠诚党派成员，竟以白色头巾裹首，身着古老长袍，举止懒散，观之犹如山野之匪。”

维舟同志，纵使我们已是并肩作战多年的战友，但在当前形势下，我仍需不厌其烦地向您强调：务必加强您心中的敌情意识。

王维舟反驳道：

“王维舟同志，您这是在提及，您多年来在下川东地区，率领一支武装队伍，与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情形吗？”

究竟谁是把我川东游击军当作匪徒的？绝非国民党，亦非军阀所能担当！

我实难置信，此类言论竟出自您这位共产党中央的全权代表之口！

张国焘冷冷说道：

“维舟同志，您似乎显得过于急躁。我之所以迅速采取行动，实乃出于预先防范的考虑，以避免重蹈29军所遭遇的不幸。届时若是追悔莫及，可就太迟了。”

与张国焘的纷争未能平息王维舟内心的苦楚。不仅如此，他更被迫遵从张的命令，返回原地去整顿那一片混乱。

即便遭遇逆境，他始终对党的使命坚定不移。面对部下激昂的请命，希望他能另辟蹊径，引领众人前行，他果断地予以拒绝；在肃反运动的阴影笼罩下，当少数人惶恐不安，暗中图谋背叛，他毫不犹豫地采取了坚决措施，主动出击。他忍辱负重，以国家大局为重，始终如一地率领部队投入战斗……

03

张国焘设宴谋反

遭受张国焘不公对待，英勇献身的，还包括红军独立师的师长任炜章。

四个月前，任炜章肩负着川军杨森部独立旅旅长的重任。此旅堪称杨森麾下的精锐，编制约两千余众，配备有大量便携式机关枪和迫击炮，火力之强，堪称一绝。

位于南江城郊，张逸民巧妙运筹，任炜章义无反顾地转变立场，投身革命行列。此举令时任红25军第73师师长的王树声激动万分，他紧握任炜章的双手，连声赞叹：“革命征途，无分先后，能加入便是佳音，能加入便是佳音！”

不久之后，任炜章所指挥的独立旅完成了改编，正式晋升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师。

1933年五月，田颂尧蓄意南北夹击，企图对红军实施合围，意图将其一举歼灭。在此危急关头，任炜章率领独立师于空山坝英勇抗击，给田部以重创。故此，任炜章亦荣获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嘉奖电报。

然而，张国焘的宗派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导致他始终未能对通过起义或投诚途径加入的部队产生真正的信任，特别是对军官阶层。在与亲信的私下交谈中，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这一立场。在他看来，起义投诚，关键在于枪兵，而非官员。

6月下旬的一个午后，张国焘在旺苍县木门镇木门寺主持了一场“军事会议”。届时，各军师级以上的指挥员悉数被召集与会。众人满怀期待，以为这将是一次关乎重大的军事集会，却未曾料到，这竟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鸿门宴”。

踏入古寺之际，指挥官们尚未下鞍，便敏锐地感受到了周围气氛的异常。不仅四周布满了岗哨，巡逻队亦持械穿梭，其间的气氛显得尤为严峻。

张国焘

张国焘审视与会者。

在一些区域，肃反工作中暴露出不够坚决、不够彻底的弊端。此类情形下，部分人在投身红军之前，曾是敌对势力的爪牙，即便后来成为红军的一员，仍对地主豪绅进行掠夺，甚至肆无忌惮地侵犯其家人权益。然而，这些行径所引发的后果却是微不足道，只需口头承认错误，并令家人为部队提供两头猪，即可被视为悔改的表现。

诸多地主富农分子悄然混入了一些部队，其中更有个别者，竟占据了要害岗位。

我欲向几位领导同僚请教：我们的这支队伍，是否依旧坚守人民军队的本色，还是已经发生了变质，沦为了地主富农的私人武装？

任炜章心中不禁一紧，他所指挥的这支部队，成员背景纷繁复杂。虽自改编至今，在战场上的表现尚算得上可圈可点，然而，抢夺百姓财物、侵占战利品，甚至有玷污妇女的恶劣行径也屡见不鲜。

面对此类恶行，他连同刘杞、张逸民一道，表现出了坚定的决心与果断的行动，一丝不苟地依照红军的严明纪律进行了严厉惩处，并对犯下强奸地主家妇孺重罪的首要分子进行了公开处决。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川军发动攻势的前数日，其麾下一名名为杨西如的营长，竟然在前线引发了兵变。事件发生的当晚，张逸民便遭到了保卫局人员的拘押，至今音讯全无。

张国焘继续说道：

首先，我们务必在红军队伍中持续深化阶级成分的审查工作，并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审查工作必须做到细致入微、高效迅速，尤其是对那些投诚的士兵和新兴力量的审查，必须严格把控。必须坚决且彻底地清除所有不良分子，以及那些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人员，确保革命队伍的纯洁性。

继而，反动势力早已暗中策划，企图渗透入地方武装体系之中。鉴于此，各级政治部和军区指挥部务必迅速开展一场深入的清理行动，特别是对地方武装中的领导干部要进行全面而严格的审查。

第三，我们必须迅速推进对苏维埃的改革进程，坚决铲除那些潜藏在苏维埃机体内部的腐败分子……

张国焘脸色突变，怒吼。

“立即对潜入红军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任炜章实施逮捕，确保其归案受审！”

任炜章

任炜章内心猛地一震，话音未落，早已悄无声息地站在他身后的两名保卫局的战士，立刻将他双臂反剪，将他紧紧束缚在背后。张国焘便紧接着继续宣读着那长长的“反革命分子”名单，每一声呼唤，都伴随着一道被捆绑的身影……

听闻任炜章被捕之讯，始觉张逸民竟在三天前已遭受了极刑之痛。

独立师级以上干部悉数被囚禁。一旦沦为囚犯，他们首先要面临的考验，便是承受用石块击打他们所深敬的师长之痛。

任炜章被粗鲁地推入坑中，一声号令，犯人们依次排列成行，每人都紧握着一块沉重的石块，步履蹒跚地走向坑沿，随后依次将石块投入其中。

第二团的团长邱正和与任炜章，二人情谊深厚，宛如亲兄弟。他们选择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却不幸落得被迅速制服，双手被绑，最终被推入坑中的结局……

历史，它承载着无数苦涩的泪水，亦遍布着斑驳的血痕。

半个多世纪前的劫难，由同根生者亲手造成，至今仍清晰地烙印在徐向前元帅的脑海中。

张国焘亲自对我展开了审问。起初，他尚且允许我参与会议，但自我提出数项不同意见后，他对我的态度突变，径直将我排除在外，致使我连会议的参与资格亦被剥夺，更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对我进行了秘密调查。

肃反对象有三类。：

第一，无论这些人员是因起义、自愿投降还是被俘而加入，无论他们是否曾经卷入反革命活动，都必须接受彻底的审查。

第二，对于来自地主或富农家庭的个人，无论其表现如何，都必须接受严格的审查。

第三，对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子而言，即便是具备一定学识的人士，审查的必要性亦不容小觑。

死刑或流放。

为了稳固部队内部可能发生的动荡，张国焘等分局领导层果断决策，实施以营为单位的管理策略，对部队进行拆分并重新编排。此外，分局成立了巡视团，派驻各师监督“肃反”工作的执行，使得局势变得紧张，人人自危。即便是相识之人，相遇时也彼此缄口不言，唯恐被误认为参与了“秘密组织”或“反革命活动”。（摘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版）

徐向前

04

“红军之家”的毁灭

于红33军内部，无论高低职务，指挥员们均未能幸免于张国焘的残酷清洗。即便是军部特务营的营长任俊卿，也未能逃脱这一劫难，最终命悬一线。

任俊卿，一位功勋卓著的英勇战士，亦是当时川北根据地内声名显赫的“红军之家”的成员。在这片温暖的大家庭里，王新敏、王新正两位兄弟，王新诗、王新国、王新兰三位姐妹，加之投身于红军事业的任俊卿，共六位热血儿女，齐心协力，共赴革命征途。

在“红军之家”的大家庭里，最年轻的成员，女将军王新，于2022年永离尘世。兰花，萧华上将的至爱，亦系长征路上最年轻的女红军战士——编者注。她踏入红军的行列时，年仅9岁稚嫩之龄。而她的亲叔叔，正是川东游击军的总指挥——王维舟。

王新兰和萧华

王家一族尽数投身红军，此事在川北苏区传为佳话，即便是省苏维埃政府的官方报纸《川北穷人》也特地发表专文，对这一“红军世家”进行了详尽的介绍。

可这6人中的4人成为革命烈士的原因，却让后人感慨万端：

他们未曾于抗敌的沙场上英勇献身，皆因战友的误伤而命归黄泉，唯有王新诗、王新兰两姐妹侥幸存活至今。

在“红军之家”的悠久历史中，首当其冲的悲剧人物非王新兰的四姐夫任俊卿莫属。他不幸被指控的罪名，是在投身红军的征途之前，曾一度担任清溪乡的团总一职。那是由党组织派遣他，以假反动者的身份，暗中为共产党搜集武器装备。在他执掌团总职位期间，与他关系紧密的众多地方显贵，此后竟纷纷倒戈，沦为与苏维埃政权对立的“白扇会”和“盖天党”的一员。

1933年深秋的一个傍晚，任俊卿被反手绑缚，被押解至满目落叶飘零的峰城山。

数位红军战士将他推至一片宽敞的土坑之畔，坑底散落着骷髅与白骨，以及野狗撕扯后留下的灰黑色布条残片，还有诸多尚未彻底腐朽的尸体。

在他身影的映衬下，数名红军战士握着锐利的战刀，却并未举起向敌人挥舞。他们引领着两名囚犯走出，示意他们作为行刑的工具。

罪犯拒不遵从，泪流满面，拼命后退，红军战士随即用刀背予以驱赶，一位军官则语气严肃地大声喝令他们停下。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也是对你们革命意志的一次严峻考验！若能亲自结束你姐夫的生命，那便标志着你们与他彻底断绝了关系。”

——令人震惊的是，沦为刽子手的竟成了王新敏与王新正，他们分别是任俊卿夫人王新雪的亲弟弟。

任俊卿怆然喊道：

“各位，请听我说，就算你们选择不对我采取行动，他们也将不会坐视不管。我衷心希望，无论发生何事，都不会在我心中留下任何怨恨！”

即便在这般严峻的考验之中，王家兄弟的命运依旧未能摆脱死神的阴影。转眼间，一个月的光阴匆匆流逝，他们终究未能逃脱命运的捉弄，在保卫局的执行下，被判处了死刑。

在行刑的那一刻，这对满腔悲愤的兄弟热切地请求，渴望能与他们的恩师见上一面，以完成最后的告别。

王波师长与战士们并肩而立，但心中的泪水却只能悄然聚集，默默无言……

王波聚会上发言。

五十年时光如梭，然而，那双含泪的眼眸却依然清晰地刻印在我心头，仿佛繁星点点，在我的记忆长河中永恒闪耀。

王波回忆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每逢与王新雪相聚，他总是有意避开提及任俊卿遇害的过往，也未曾提及自己与新敏、新正最终决裂的那段往事。

王波

王新兰在北京表示：

实际上，任俊卿不幸的消息传得极快，我四姐几乎是与此同时便得知了此事。就在任俊卿在峰城山下被手刃的那天，一名与他相识的农夫，隐蔽在岩包之后，全程目睹了这一幕。该农夫立刻疾驰至清溪场，火速将这不幸的消息传达给了我四姐。

夜色深沉，四姐急匆匆地赶到现场，在漆黑的夜幕中辨认出了丈夫的遗体，她默默地将其背起，返回长田湾。她小心翼翼地在地上挖了一个坑，将丈夫安葬其中，随后又请来了一位石匠，在墓前竖起了一块石碑。

红军撤退之后，归来的队伍抵达，竟将先人的坟墓挖开，石碑亦被砸毁。

王新国在炉霍被处死，极美。

往昔岁月，前进剧团与中央党校、红军大学同驻于炉霍城内一座气势恢宏的寺庙之内。

在静谧的夜幕笼罩之下，小新兰与姐姐新国并肩安睡。然而，不知何时，她被一阵突兀的惊悸惊醒，睁开惺忪睡眼，只见姐姐已被几名战士粗暴地拖离床榻，此刻她的双臂被绳索紧紧束缚，反剪于身后。

战士绑了她，带走了。

当时，王新兰不过十二岁幼龄，但在这股凛冽的肃杀之气中，她敏锐地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灾难。她毫不犹豫地扑向姐姐，紧紧环绕她的腰身，声泪俱下地痛哭不止。

姐是好人，别抓！

王新兰凝望着姐姐渐行渐远，直至被黑暗彻底吞没，自此音信全无，仿佛融入了无垠夜幕的深处……

王新兰和萧华

王新兰不忘新国的死。岁月如梭，辗转数载，她终于在丈夫萧华的引荐下，从当年负责肃反工作的那位领导口中得知，王新国遭受不幸的真相竟然是：

她貌美如花，肤如凝脂，细嫩得宛若美玉，一望便可知其出身于显赫的地主资产阶级家族。如此身份，若不彻底肃清，实难让人心绪安宁。

王新兰的胞姐，王新诗，曾是一位勇猛无畏的妇女独立团战士。在漫漫长征路途中，因肩头承载着稚嫩的生命，她无法与队伍同行。在夹金山的山麓，她被组织安排离开了部队。历经无数艰辛，她以乞讨为生，终于重返故乡清溪场。自此，她便沉浸在大巴山的怀抱中，以农耕为生，度过了一生的岁月。

“红军之家”毁于极左。

在这场惨烈的血腥屠杀中，王新兰竟无法准确指出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肩负使命的士兵们，无一不将对党的忠诚视为至高无上的信念，他们是英勇无畏的战士。

即便张国焘与陈昌浩被委以执行杀令的重任，在肃反运动中亲自执行了杀人任务，对众多红军战士、苏维埃干部和赤色群众举起了屠刀，但那些源自四方面军的干部，并未沦为刽子手的行列。

王新兰不禁承认，若换作是她，恐怕也会做出相同的决断……归根结底，就主观意愿而言，他们与王新兰的志向相契合，皆是为了“纯洁革命队伍”，亦是为了“将红军的事务梳理得井然有序”啊！

王维曾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0年，王维舟与余洪远共同率领中央慰问团重返川北，伫立在通江王坪红军公墓之前，他们心中悲愤难抑，慷慨激昂地说：

“最为令人痛心疾首的是，那些经过党组织长期悉心培养的300多名青年干部，竟然遭遇了无端而残酷的杀害。”

这些战友与我同舟共济，历经磨难，数年间在极端艰苦的境遇中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他们不仅成功创立并壮大了川东游击军，幸免于反动派的残酷迫害，然而，在胜利与同志们重逢的时刻，却不幸在张国焘左倾路线的压迫下英勇牺牲。

展示愈合的伤痕，意在铭记那流淌着血泪的教训。这场饱含血与泪的悲剧，无疑是牺牲者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